阶级意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总结一战后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卢卡奇从哲学上阐明了阶级意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葛兰西从政治上阐明了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这一理论后来又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那里得到了有力的回应，他从社会文化的角度阐明了阶级意识的思想文化渊源以及阶级意识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系列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揭示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汤普森的阶级意识理论之间的传承与发展，并通过比较其异同，以利于全面理解阶级意识理论的发展脉络。 一 乔治·卢卡奇和安东尼奥·葛兰西是同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所要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是相近的，爱德华·汤普森虽然与他们处于不同的时代，但也有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从卢卡奇、葛兰西到汤普森，他们的阶级意识理论表现出明显的逻辑传承关系，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汤普森的阶级意识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战后，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纷纷以失败而告终，摆在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前的重大问题首先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探索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制订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卢卡奇认为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因此迫切需要解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由于马克思在给阶级下定义时中断了他的工作，这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卢卡奇声称要从马克思中断的地方开始他的工作，即在哲学上阐明阶级意识理论。葛兰西也认为无产阶级自觉意识的成熟过程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过程不平衡。无产阶级在主观上没有将这种危机转化为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没有在革命过程中通过意识形态的斗争唤醒民众。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会走向失败。对此他制定了在市民社会中展开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阵地战”革命策略。其次是清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思潮对工人和广大群众的影响。卢卡奇对第二国际后期蔓延盛行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认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无视意识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使自己处在资产阶级的意识水平上。因此庸俗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指南。葛兰西也认为第二国际失败的原因是工人运动无力抗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渗透。[1]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和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文化领导权，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葛兰西说：“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2](P38)可见卢卡奇和葛兰西的阶级意识理论是他们结合西方国家具体历史实际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所进行的深刻的理论思考，也是对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有力纠偏，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与卢卡奇、葛兰西相比，汤普森虽然没有面临迫切需要解决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但却经历了二十世纪中期国际共运内部的思想意识大转折。1956年国际共运内部发生了激烈的论战，英国共产党内也因意见分歧而发生了分裂。汤普森和其他几位历史学家因不满于党内的教条主义而脱离了英国共产党。这一转折使他深感教条主义、公式化、僵化的粗俗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性，于是在学术领域展开了对国际共运内部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机械唯物论的批判，甚至声称自己是“经验的、自由的、道德的人道主义者”。[3]在历史研究中他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社会分析模式，尤其痛恨将这一模式简单化、教条化和粗俗的“经济决定论”。他主张将丰富的文化范畴引进历史学，这一史学思想的转变在他的扛鼎之作《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卢卡奇、葛兰西和汤普森的阶级意识理论都是从反对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出发，从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的论述中受到启发而形成的。因此他们的阶级意识理论是一脉相承，表现出很多共同之处。 首先，他们都重视阶级意识的形成问题。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1890)的信中对于把经济因素视为是“唯一因素”的曲解进行了纠偏，“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接着他又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4]但是恩格斯对此没有更多的论述，他承认他和马克思都忽略了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5]卢卡奇从马克思中断的地方开始工作，补充和完善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忽略的社会意识的形成这一理论。他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建立一个完整的阶级意识理论。卢卡奇指出，阶级意识是作为整体的阶级对自己的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及历史使命的认识。它“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6](P105)而是“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6](P133)阶级意识是一种客观的可能性，它受制于该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阶级利益。卢卡奇使用了恩格斯的“虚假意识”这一概念，认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虚假意识”，只有无产阶级才有真正的阶级意识。所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指个别无产者的心理意识，也不是无产阶级全体的群体心理意识，而是无产阶级对本阶级自身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有赖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扬弃”，有赖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行动，无产阶级只有在斗争和行动中才能获得和保持它们的阶级意识，才能使自己提高到它的历史任务所要求的水平上。不仅如此，他还强调了共产党组织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成中的作用，指出无产阶级是通过独立的共产党组织才看到自己具有历史形象的阶级意识。葛兰西的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他于1929-1935年监狱生活期间写成的《狱中札记》一书。他提出了以“市民社会”和“领导权”为核心的国家理论，并据此制定了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葛兰西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再表现为单纯的强制机器或镇压工具，而是赢得了被统治者的积极同意。“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即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2](P218)，也就是说，国家政权作为一种统治方式，一方面在政府机构范畴表现为政治领导权，表现为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在市民社会范畴表现为“文化领导权”，即统治者通过社会、学校、工会等社会团体，将符合其利益需要的世界观、价值观灌输给被统治者，使被统治者认同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首先进行一场文化革命，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这又有赖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成熟。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要靠有机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和传播。他和卢卡奇一样，强调共产党组织的作用，“某些社会集团的政党组织不过是它们直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而非生产领域培养自己有机知识分子范畴的特定的方式”。[2](P10)是社会中已被公认的集体意志的复合成分，它主要起教育和智识作用。汤普森盛赞葛兰西在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贡献，指出他“摆脱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国家理论方面的先验模式，使这一理论更具灵活性和文化韵味，阶级理论因此更加清晰可见，这不仅是秘密的隐性专政，而且更加微妙，更具渗透力，因而成为一种强制形式。”[3](P283)葛兰西的理论对汤普森形成历史研究的文化视角产生了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