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语境转换与范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9)05-0030-12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工作成为了党和国家的“经国大业”，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也提升到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实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评论建设工程、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学习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评论队伍建设等要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产生以来就在世界学术话语中有着重要影响。新中国的成立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70年来，虽然历经曲折、坎坷，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仍然获得了充分发展，获得了从单一模式到多种模式的重大突破。特里·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政治学、意识形态、经济学和人类学四种阐释模式。[1]这几种理论阐释模式在中国都有着自身特点和独特贡献。与此同时，这几种模式并非简单的取代与被取代之间的关系，也绝无优劣之别。只能说，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着不同的模式表征。在新时代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与意识形态问题依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不容回避；应重视全球领域文艺理论的“政治转向”，努力形成文化经济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的理论体系；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的重要价值，逐渐形成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范畴、新观点、新论断。

      一、政治学模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第一个模式与后殖民语境

      对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舶来品”，它只有对接中国文艺理论的优秀成果，合乎中国社会人民大众的情感结构，才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站稳脚跟。在中华传统文艺观念中，文艺与“载道”“美刺”等重要的政治功能紧密相连。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也使得当时先进的文化观念不能不具有破旧立新的革命理想、“为底层发声”的坚定意志，而这些特质具有明显的后殖民语境。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惨痛遭遇激发了中华民族特别是底层劳动人民强烈的抵抗意识，形成了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正如萨义德所说，“对帝国主义的思想与文化战以殖民地抵抗的形式开始。以后随着抵抗波及欧洲与美国，就表现为宗主国的反对与持不同政见。这一运动的第一阶段产生了民族主义独立运动。此后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更激烈的阶段，产生了解放斗争”[2]394，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将民族意识迅速转变成一种社会与政治需要的意识”[2]383-384，在这样的情境中，为底层人民发声，激发底层人民强烈的斗争意识，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第一个成熟成果，正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最为惨烈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在一些学者看来，毛泽东《讲话》中的一些观点似乎过于简单。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得出，《讲话》中的观点不是领导人在头脑中随意形成的，而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形成的，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深厚的中华文化蕴含。

      《讲话》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得《讲话》成为了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审美文化如何建构？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一个崭新的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国情基础之上也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革命使得中国实现了社会转折，但“后殖民语境”并不能因此立即消解，而是持续了段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罗伯特·J.C.扬指出：“西方之外的三个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从属于欧洲和北美洲的地位，并在经济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后殖民主义涉及反对不平等的激进主义的政治和哲学，并且以一种新的方式继续进行过去的那种反殖民主义斗争。”[3]

      政治学模式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模式之一，在西方学术话语中有着重要影响。这一模式在中国学术话语中的地位更为特殊。政治学模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第一个模式，也是奠基模式，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占有主导地位。由于社会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的差异，政治学模式的中西方学术话语表征略有不同。在西方理论界的学术话语中，政治学模式主要表征为通过文艺观念的政治批评功能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在中国则主要表征为把文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可以说，《讲话》就是政治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一重要命题，但是很显然，这里所说的“政治”不是狭义的权力斗争的“政治”，而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广义的“政治”。其中，先进的阶级应该掌握文化领导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变革的彻底胜利。当代文化研究特别是文化治理和文化领导权研究表明，文艺从属于广义的“政治”是正确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说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应理解为文艺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讲话》上升为整个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范本。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基本上坚持“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基调，当然并不是不重视文艺的自身特色。周恩来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强调，“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4]196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不再简单地使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而是强调两大标准有机统一：“就是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应该力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应该鼓励作家艺术家努力创作这样的作品。”[5]周扬是始终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但他突出强调了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强调形象思维，反对取消文艺的自身特性和规律。在他看来，“文艺是要通过特点为政治服务的。不通过文艺特点，也可以服务，但服务得不好。比如标语口号式的文学，可以服务而作用不大。只有通过文艺的特点，通过艺术感染力才能服务得好”[6]。“科学和艺术都是反映现实的，艺术反映现实的特点是通过形象，通过艺术的特殊规律——形象思维，不是艺术没思想，任何艺术都是有思想的，和科学、政治不同的地方是艺术通过形象表达思想，艺术的特点是形象思维。”[7]94二是强调文艺的主体性，反对文艺的工具论。他指出：“艺术作品的价值，不在于表现政治运动、生产的过程。而要向创造世界的人，创造政治运动、生产过程中的人，把他当主人，而不是运动的附属品、不是运动的傀儡，现在我们把人当作生产的附属品，写运动，把人安进去。应该运动是背景，中心是人，这人不是你的工具，不是傀儡，不是作者可以支配的，人，是有独立性的，有自己的思想、情感，按照客观规律的行动，要创造这样的人。”[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