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否定主义文艺学的视野中，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不仅存在着从概念命题到思维方式依附西方的问题，使得不少中国文艺理论家停留在“中西拼凑”的低程度创新水平而无焦虑感和警醒意识，更重要的，是在对理论的基本理解和运用上，很多研究者不仅深受中国传统“博学”、“笃学”观念的制约造成理论的“知识性沉迷”，进而因“中国问题意识”的匮乏，在对文学基本问题的提出以及思维方式上，也很难有中国式的推进。本文所列的三个缺失，便是其中隐而不察的被遮蔽问题。 缺失一：理论作为“知识”遮蔽了“理论是一种能力” 近年来，在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时，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我们的话题除了跟着时代的变化做“西方文论的知识性转换”、“西方问题的现代转换”外，也不会提出独特的、能切中我们文学要害的问题。于是，马列文论研究会议从“劳动异化”转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异化”的介绍和讨论，文艺理论会议从“主体论”转化为“主体间性”、从“文学中心”转化为“艺术生活化”，就成为中国文论会议的“生存性质”；最多的是“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文论现代化、民族化”这些命题的会议，很多学者也不能突破“融会”、“互动”等既定思维的制约，致使其结论要么大而无当、要么就难以触及“怎么融会”、“融会成什么”、“大而全的融会究竟能解决什么中国文学问题”这些人人心中所有的疑问。与此同时，我们的教师学者只能向学生传授各种理论知识，介绍他们读各种“必读书”，却不能教会学生进行理论性思维的能力，所以，这些本科生、研究生走向工作岗位后，不是很快遗忘了所学的理论知识，就是组成了这样的不会提出“中国自己的问题”的理论界之后备军。如果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比如王朔），这些现成的理论知识可能都是没什么用的，大家就会不是谴责其“不学无术”，就是越发产生对现有知识的依赖。 所以我想说的是，理论的这种“知识性异化”，就把理论在根本上是一种“能力培养和训练”的性质遮蔽了。这种能力作为一种“过程”，我以为至少包含这样三个阶段： 一是真正的理论家，应该能够提出让现有的理论尴尬的“问题”，而不是依据现成理论知识去“看问题”。无论是爱因斯坦暴露牛顿“绝对时空观”的局限，还是阿多诺发现“概念同一”的虚假性，作为尚未理论化的“潜在的、独特的问题意识”，是首要的。最重要的是：一个理论家必须独创性地提问题，而不是把前人、他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由于前人提的问题多半已经有了知识性的回答，我们就很容易连这种回答也接受下来。比如“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必然伴随“人是理性的动物”等多种知识性回答，从而不需要我们再对此进行质疑，这样，“他人的问题”在本质上就仍然是知识。所以，当西方文论家怀疑理性、怀疑本质思维、怀疑概念和结构的稳定性的时候，我们可以“尊重、学习”这些理论，但却不能作为我们理论建设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代文论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现代性的文学本质观，建立起由这样的本质派生的与传统文论关系的“理性”，所以我们要反的那种西方的理性，在中国只是名存实亡的存在——中国传统文论，用的也不是西方式的本质思维。特别是：中国当代文论家，也不能以古人的视角、立场、观念来“提理论问题”。比如依据“重义轻利”来说今天社会“欲望横流”，依据“文以载道”来说今天的“文学身体化、自娱化”的轻飘……这样的“问题”，只能导向对现有理论知识的“捍卫”，而不可能导向理论知识的“原创”。如果我们不会提出让现有理论均感到“尴尬”的问题，自然就不可能有理论上的重大创造。 二是一个真正的理论家，只能用自己所提的问题，来暴露和发现现有理论知识的局限，即分析现有的理论为什么不能解答“我的如此问题”——海德格尔正是通过他对“在”的独特理解和体验，暴露出西方认识论知识系统遗忘他所理解的“在”之局限的。所以理论作为“能力”，是批判现有知识面对新问题“为什么无力、无力在哪里”的能力，而不是以“颠覆”、“告别”既定理论为目的。然而，在批判问题上，中国文论界除了做“正确”、“错误”、“偏激或不全面”、“辩证或不辩证”、“保守”、“先锋”等判断外，就很少见到中国文论家对西方文论做有深度的批判性分析。因为用“激进”、“保守”、“正确”这些词，根本无法说爱因斯坦和阿多诺，也无法说福柯与哈贝马斯，甚至无法说孔子和老子。另外，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思潮的演变看，无论是当年的“Pass刘再复”，还是“晚生代”的“断裂写作”，抑或是今天不少学者所谈的“告别艺术中心化”，依我看均与这种“非理论性批判”的“大批判”文化有关。“大批判”是以一种现成的观点去“颠覆”另一种现成的观点，“颠覆者”只是在做“观念取舍”，而不需要自己去发现“新的理论问题”。在此点上，也可以说中国当代文艺思潮的演变，同样是不具备“理论批判”意义的。而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理论采取的“局限”分析的态度，强化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和科学技术的欺骗性，与马克思的理论构成彼此尊重的存在，是为我们塑造了真正的理论批判的典范的——哈贝马斯并没有“告别”和“颠覆”马克思的理论。 三是理论批判作为能力，最后必须以建立自己的理论命题、范畴或思想内涵为目的，否则也不是真正的理论批判。这意思是说，理论作为能力，最后必须通过理论思辨与理论批判，生产新的观念和思想，而不是沿袭、承传和捍卫既定理论观念。遗憾的是，中国当代文论，不是沿袭“实践”、“劳动”、“意识形态”、“活动”这些马克思主义文论范畴，就是只能依附“结构”、“解构”、“形式”、“自由”、“陌生化”、“对话”这些西方现代文论范畴。也有学者受马克思“美学的—历史的”统一学说的影响，以融会思路提出“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等命题，显示出中国学者在理论创造上可贵的努力。然而，概念之间的冲突隐含的问题，很可能使这样的努力难以介入实践。比如，在我的理解中，“审美”是以其个体创造对“反映”和“意识形态”的“穿越”、“突破”，并使优秀的作品难以被“反映”和“意识形态”说明，我们如何说这种创造也是一种“反映”和“意识形态”呢？这样说又能解决怎样的“文学问题”呢？如果“反映”和“意识形态”被等同于“文化”这样的大概念，也就失去了自身的规定性。当然，能力作为提高的过程，开始要求理论家必须建立自己的概念范畴，可能不一定现实。但如果我们能对既定的概念作赋予自己独特的理解的努力，这同样可以视为理论能力的初始显现。十余年前，当我对“否定”和“存在”这两个概念分别作“本体性否定”和“个体化理解”① 的界定时，也正是这样努力的开始。今天，像学者赵汀阳对“天下”② 这个概念划分的三个层次，也同样是这样的努力。我感觉遗憾的是，文艺理论界这样的努力尚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