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Z052;J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2006)04-0026-10 一、关于“隐喻” 谈话时间：2004年7月28日上午，荷兰莱顿。 在谈话开始时，李森手上拿着托多罗夫的《象征理论》一书，佛克马以为我们要谈象征理论或托多罗夫。李森回答说，我们谈论隐喻，不是象征。佛克马开玩笑说：“昆明的老教授，我们要开始吗？”三人大笑。 李森： 我认为隐喻问题是艺术创作、阅读、欣赏过程中不得不碰到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隐喻问题是不能回避的。艺术符号或者语言符号，不可能有一个百分之百透明的指称层面。可以说在艺术的范畴之内，所有的符号都具有隐喻的性质，相比之下，语言符号的隐喻层面更为复杂。语言符号的使用往往会造成歧义。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文学的创作就是使用隐喻，或者说是对隐喻的建构或解构。理性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结构主义等等文学艺术的表达方式，主要可以说是一种隐喻的建构方式；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反讽的艺术、喜剧中的一部分，可以说主要是解构的隐喻表达方式。隐喻表面上看来是艺术符号或者说是作品的深层结构，事实上，在它们的表层结构中，也充满着隐喻。人们的阅读，习惯上总是要对隐喻的语义层面进行追问，而这种追问实际上就是对符号或作品的隐喻的一种语义解读。比如说巴黎，就从我们看到的巴黎的建筑，宏伟的建筑，城市的结构，从其表层形式来看，它实际上也附着着一个巨大的表层隐喻层面，当然，巴黎这个城市、这个符号还有各种各样深层的隐喻的层面。我在巴黎时，我就在想，托多罗夫(T.Todorov)心中的巴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心中的巴黎，德里达(J.Derrida)心中的巴黎等等与张晓红心中的巴黎、我心中的巴黎肯定是不一样的。从隐喻的语义解读的层面上来说，我知道的巴黎也是一个隐喻的巴黎，但这是我的一种隐喻，而不是大写的巴黎的隐喻，因为我不知道巴黎的隐喻是什么，那是一个整体的隐喻。一个符号的整体的隐喻是很难被彻底分解出来的，一个符号的隐喻总是有着一种扑朔迷离的不确定性。对于一个隐喻的整体，特别像巴黎这样巨大的隐喻的整体，我只能保持沉默。 不知道佛克马教授对以上的说法作何评价。 佛克马： 我同意隐喻是语言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们讨论隐喻问题时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无限制地拓宽隐喻的外延和内涵，以至于把隐喻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比如，将所有的语词都看成隐喻实际上就是取消了隐喻的意义。从语言学层面上我们当然可以将全部的语词看成隐喻。尼采(F.Nietzsche)曾说过，我们所拥有的只有隐喻，我们所拥有的唯一表达方式是隐喻的表达方式。为了防止隐喻概念过度扩张而导致隐喻意义的丧失，我想谈一谈隐喻的艺术效果，这似乎也是李森的倾向性。首先，我想谈谈隐喻出现的三个层面：语词层面、语句层面和文本层面。我们也需要对隐喻下一个定义。我在此只想举出一个具有借鉴意义的定义：隐喻是被用在互相矛盾的语境中的词，或者说，隐喻是被用在搭配不当的语境中的词。这当然不是一个盖棺定论似的定义，不过它至少阐明了隐喻的一个重要特质，也就是说，被用于自相矛盾的语境中的词和句使人惊讶，强化人的感知。我们在讨论先锋艺术的问题时，曾提到强化感知是艺术效果的成分之一。隐喻的使用可以产生艺术效果。但不是所有的隐喻都能产生艺术效果，但是隐喻的使用具有审美潜质。另外，我们需要一种分析隐喻的方法。把隐喻看作被用于自相矛盾的语境中的词、句、文本，并不是说这样的词、句、文本与它们所处的语境发生全面冲突。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个出现在语词层面的著名的拉丁语隐喻：“人对另一个人来说是狼”(homo homini lupus)。“狼”一词并不与其语境完全协调。如果我们对该词进行语义分析，我们会发现狼是一种四条腿的残忍的野兽。人没有四条腿，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和狼不具有可比性。但是，狼残忍的性格适合当前的语境。这种语义分析法非常简单。通过对语词进行语义分析，我们可以说，最标新立异的隐喻也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适用于句子语境的语义成分。如果李森想说明，托多罗夫、巴特、德里达心中的巴黎不同于张晓红眼里的巴黎，那么李森的话没错。托多罗夫、巴特、德里达心中的巴黎不一定是隐喻，而是他们现实生活经历的一部分。巴黎这个符号和这几个人的语境并不冲突。但是定居在昆明的李森和旅居在莱顿的张晓红阅读《追忆似水年华》时，可能会把巴黎解读成一个西方奢华生活方式或别的什么的隐喻。 张晓红： 我完全赞同佛克马教授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探讨隐喻问题。李森对隐喻剖析得很精彩，很诗意，可他的阐述里确实存在着将隐喻概念意义无限扩大的倾向。李森的话里隐含着一个解构主义语言哲学的立场，如：德里达的表述“文本之外没有他物”。尼采和海德格尔也有过类似的表述。解构主义语言哲学家将语言修辞关系看成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唯一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言说性。语言是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至关重要的关系纽带，当然不是唯一的纽带。我认为，区分语言交流和非语言交流、虚构与现实、文本与世界对我们从事文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解构主义者混淆这些区别，甚至根本不承认这些区别的存在。坚持这些区分，也就是坚持在言说和接受的语境中讨论隐喻问题，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区分哪些是日常生活用语，哪些是文学语言，哪些是用滥了的隐喻，哪些是新颖的隐喻。 当代文学批评界之所以着力复兴隐喻在修辞格和修辞学中的地位，甚至把隐喻抬高到“修辞中的修辞”的位置，是因为隐喻的修辞特性与人的认知欲望和认知活动有吻合之处。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曲折的隐喻》(The Turns of Metaphor)一文中对此做了深刻精到的分析。传统看法认为，隐喻可以揭示本体和喻体之间本质的、必然的、深层的联系，而借喻依赖的是偶发的、并联的、表层的联系。保罗·德曼(Paul de Man)通过分析普鲁斯特的作品，指出了普鲁斯特的隐喻多建立在偶然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基础上，因此与借喻发生交叠。他们的研究对传统修辞格的划分进行质疑和发难。但是我认为，界限模糊不等于没有界限，推举隐喻不等于抛弃其他的修辞格。我承认隐喻的重要性，但把隐喻看作唯一的修辞方式反映了一种“修辞霸权”的倾向。 李森： 有几个概念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隐喻的使用在多数情况下是在语境当中完成的。在语境当中，隐喻可以在字的层面表达，在句的层面表达，也可以在文本、作品的层面表达。比如说《追忆似水年华》这部作品，其隐喻可能指向失去的时光、生命的扑朔迷离、时间和空间转化的无常等等。我们可以用几个句子的表达式，或者一种、几种判断、几个概念来分析、解读《追忆似水年华》这部作品中的隐喻，我们可以说，它的隐喻就是什么、不是什么。但种种说法事实上并不能做到完全、充分地对这部作品的解读。作品创造了一个巨大的隐喻场，有大大小小的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隐喻组成。我们可以说普鲁斯特创造了时光流逝的隐喻，也可以说创造了别的什么隐喻。但这种解读和这部作品本身是两回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很多概念、很多判断、甚至各种理论去解读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但这种解读永远只能是对这部作品的隐喻的可能性的解读。巴黎作为一个国际的大都市，它有它的历史、文化、生命，它有它的存在方式，巴黎作为一个符号具有巨大的隐喻性质，不管是福科、德里达还是张晓红，他们以自己的经历、文化背景、自己的见识在解读着巴黎这个隐喻，甚至出入巴黎这个隐喻之中，又创作了不同的文本，创造了不同的隐喻。比如说李森写了一首诗来对巴黎进行解读，也可以说这首诗又创造了巴黎的一种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