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德育理论研究经历了数次重大的转折和变革，同时在转折与变革中不断促进着自身的探索创新和发展完善，从而逐步建构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学科体系及理论话语体系。通过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德育理论研究历程的详细梳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归纳和总结德育理论研究的中国经验及历史成就，同时也引导我们更好地展望中国德育理论体系构建的未来方向及重要使命，从而使德育理论研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伟大实践实现共鸣共振，培育能够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本文基于对1949-2019年间的德育理论著作及学术论文的梳理，同时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几次重要的社会转型与教育转型，对70年的德育理论发展脉络展开了阶段性的划分及具体阐述，以期更清晰地展现整个时代的思想发展脉络，同时也为我们今后的德育理论研究提供经验及启示。 一、1949-1956：德育理论研究的“苏联化”改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德育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标志性事件。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在教育领域，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大会，这次会议开始探索新中国的德育发展之路，并明确提出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仅要吸收老解放区的经验，同时更要借鉴苏联的先进经验，对中国教育实行“苏联化”改造。瞿葆奎先生指出，这一阶段的教育“一改以往‘仿美’的面貌，它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呈现出了新气象”①。这种“新气象”，即是中国教育以及德育开始了“苏联化”改造，试图通过照搬苏联模式来完成新中国教育的建设。这次“苏联化”改造，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次重要的德育探索，它在德育领域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模仿和照搬苏联德育经验 这一时期德育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就是开始模仿和照搬苏联经验，试图通过模仿苏联德育模式来完成新中国德育工作的“破旧立新”。新中国成立伊始，当时的德育学者们就投入了苏联著作的紧张的翻译工作。1949年，北京三联书店率先出版了苏联学者叶西波夫(B.P.Yesipov)和龚察罗夫(N.K.Goncharov)的著作《苏联的新道德教育》，该书详细阐述了苏联的德育理论及经验。该书共分为八章，分别介绍了苏维埃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以及列宁、斯大林论苏维埃道德教育等内容，阐明了苏联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原则及方向。1950年，凯洛夫的《教育学》也随即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的第八章至第十二章分别论述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原理、内容、方法等，在当时中国德育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这一时期还翻译出版了冈察洛夫的《教育学原理初译稿》(该书的第八章专门讨论了“道德教育的原理”)，翻译出版了奥格罗德尼科夫的《教育学》(该书的第十章至第十二章讨论了苏维埃的德育原理、德育方法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等)。这些著作详细地阐述了苏联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及方法等，成了当时中国德育理论工作者眼中的“对我们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培养共同纲领里面所规定的新国民道德的非常有用的书”②，从而被大家所争相学习和模仿。 在模仿苏联德育模式的基础上，中国学者也发表了一系列的德育理论研究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往往并非“独立”地阐发对中国德育的看法，而是“依赖”于苏联德育模式及经验来“看”中国德育问题。比如，陈友松的《学习苏维埃爱国主义的教育》(1951)、熊承涤的《介绍两本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书》(1954)、何之的《加强对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1955)、杨成的《集中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几点经验》(1955)，章炼峰的《关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的几个问题》(1955)等研究成果，主要是介绍苏联德育工作的经验，倡导学习和借鉴苏联模式。此外，这一时期教育领域还发生了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以凯洛夫《教育学》为摹本组织编写了《教育学讲义》，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该教材的第十二章至第十七章是有关道德教育的内容，主要是模仿和照搬凯洛夫《教育学》中德育部分的理论结构和思想体系，阐述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劳动教育、纪律教育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教材事实上也正是这一时期中国德育理论研究的一个缩影，即在全面学习和模仿苏联德育模式的基础上，以苏联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和德育理念为指导，倡导模仿乃至于照搬苏联德育模式，坚持走中国德育的“苏联化”改造的道路。 (二)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 在模仿和照搬苏联德育模式的同时，这一时期还展开了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严厉批判。批判的主要目的，就是旗帜鲜明地与美帝国主义教育思想划清界限，并展示出全面“苏联化”改造的决心和意志。当时，《人民教育》连续刊发了苏联学者冈察洛夫的《实用主义与实验主义的教学论批判》(1950)、梅里维里的《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1951)等论文，指出实用主义哲学是“为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要求作辩护，并为新的世界战争的挑拨者撑腰的”③。哲学家金岳霖也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的世界观》一文，认为“杜威的世界观是主观唯心论的、庸俗进化论的，认识论上反理性论的，行动上盲目主义的。这个世界观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④。而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的中国德育理论研究显然必须要摆脱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随即，曹孚也在《人民教育》1950年第5期、6期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了《杜威批判论(上)》《杜威批判论(下)》两篇论文，指出杜威教育思想中的生长论、进步论、知识论、经验论等都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而我们最应该学习的是苏联先进经验。⑤张腾霄也发表了《实用主义教育学的反动实质何在》一文，指出“实用主义者是美帝国主义最忠实的奴仆，……中国教育界三十多年来受实用主义杜威教育思想影响是异常巨大的，以致今天在社会主义教育建设过程中它仍然是我们主要的思想敌人，所以，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反动的教育学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⑥。这些观点在当时引领了中国教育领域及德育领域对杜威思想的批判风潮。此外，张凌光的《批判杜威的“思维与教学”》(1952)、张健的《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中有关学校教育的谬论》(1955)、王越的《批判杜威的人性论》(1956)等论文也纷纷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及其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的错误，认为它是“集世界资产阶级各种反动学说之大成，在过去三十几年来对我国教育界的影响最大、毒害最深”⑦。通过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猛烈批判，当时的学者们表明了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观及德育理念划清界限的决心，同时也展示了向苏联德育模式学习的坚定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