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2)03-0084-05 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教化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教化思想，并进而构筑了一整套由学校和非学校组成的严密的教化组织系统。这一组织系统历经佛、道冲击而能自我调适，却在近代遭遇到“前所未有之变局”；社会经济结构异动与“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致使其教化体系渐趋瓦解，支撑这一体系的价值观念与思想内核亦招致越来越激烈的批判，而逐渐走向衰微。解读传统教化的近代命运，对于我们深刻理解现代性教化的兴起，理性审视社会发展和中国现代学校变革的文化走向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与传统教化体系的逐渐瓦解 “西学东渐”早在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时就已拉开了序幕，并对中国士大夫产生了一定影响。徐光启不仅从利玛窦那里知道了《几何原本》等西学精华，而且初步确立了通过“中西会通”进而超胜西学的远大志向。但遗憾的是，由于“夷夏大防”的作怪和“礼仪之争”的升级，致使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与学术交流被迫中断。直至100多年后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及在随后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保护下，西学开始以新的面貌得以又一次东渐，国人对西学的认识也在实践中逐渐加深。 近代初期，国人对西学的认识还十分粗浅，更多还只是从宗教知识层面予以关注。据学者统计，从1843至1860年，香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6个沿海城市“共出版西书434种，其中纯属宗教宣传品的有329种，占75.8％；属于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的有105种，占24.2％。”[1]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中有识之士始幡然醒悟，对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和声光化电有了更深一层的警觉，并直接促动了以“师夷长技”、“中体西用”为旨趣、以自强图存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之兴起。不过，洋务派对西学的认识还只局限在“用”的层面，侧重于对西方语言、器物文明尤其是军事科技知识的汲取，而畏惧其民主政治制度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新知。这一点，我们在京师同文馆的“八年课程”中看得十分清晰，除语言学习一以贯之外，突出的就是以数、理、化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知识结构。事实上，其他洋务学堂的课程设置模块也都大同小异。与新式学堂的西学课程设置相呼应，社会上也出现了许多翻译出版机构。其中，被时人一度赞誉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心”——江南制造局，其所翻译的西学书籍，“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以科学技术和军事方面的为多。在前12年共翻译的156部书中……综合科技方面的共114部，约占73％；军事方面的26部，约占17％，两者共占90％。”[2] 然而，洋务运动的推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态，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更激起国人强烈的亡国之惧和救国之情，迫使有识之士去重新审视西学的丰富内涵。一批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志士们开始从制度和思想层面进行深刻的理性反思，他们不仅把矛头指向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办学指导思想，而且主动引进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政教制度和学术思想。康有为明确指出：“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火，而在穷理劝学。”[3]他不仅热衷于引进西方的文教、政治制度，而且在万木草堂上大谈西学，开设泰西哲学、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运用学、群学等。严复则形象地把“中体西用”讽刺为肆意割裂社会有机体内在统一性的“牛体马用”，主张整体引进西学，尤其注重引进西方的最新学术思想，其精心翻译的西方学术名著包括《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群学肆言》、《社会通诠》等，特别是《天演论》的翻译出版，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社会历史观，其中所蕴含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进化论观念，成为当时爱国志士投身社会实践的重要精神动力。维新派不只是通过办学、译述去“穷理劝学”，还热衷于创办学会、报刊来阐扬和传播西学，如梁启超在《时务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上所发表的西学译述，因其“笔端常带感情”，一时风靡海内外，颇为时人关注。 事实上，“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与传统教化的逐渐解构并非只是少数维新志士之功，还离不开传教士及其所创办教会学校的推波助澜。诚然，传教士所主持的教会学校最初并未受到国人的欢迎，特别是早期教会学校不仅规模小、程度低，前来就学的人数也很少。据学者统计，1860年以前，基督教新教在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六个沿海城市所开设的各式学校有50所，学生仅1000余人。[4]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传教士的努力，教会学校数和学生数都在大幅度增长，“到1912年，全国基督教学校在校学生数达138937人，天主教会学校在校学生数约8万人。两类相加，到1912年，中国教会学校在校学生数为20万左右。”[5] 与洋务派从科技层面借用西学、维新派从政教层面汲取西学不同，传教士在科技、政教乃至宗教信仰层面全面设计了不同于儒家学术旨趣的新教化图式——以宗教信仰为核心、以科技知识和近代文明为基础、适当涵容中国文化的西式教化。这一点，我们从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即可明显看出来。以林乐知创办的上海中西女塾为例，其西学的十年课程主要是由英文、算学、格致和圣道等四部分构成，该女塾章程中还特别指出：“余等崇奉耶稣圣教，还以真理劝人，故每日早晚与礼拜日，须敬拜造化天地之主宰，以及诵读圣书等事。”[6]至于该校的中文课程，也不免严重西化，充斥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偏见乃至诋毁。薛正在《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中就指出：该校“在立案前所用的课本除语文外，一律都是英文的，连中国的历史、地理课本也是美国人编写、在美国出版的，而且还为美国老师教的。翻开这些史地课本，触目的都是抽鸦片烟、缠小足、拖辫子、留长指甲、茅草棚、乞丐等侮辱性的材料……”[7]又以福州华南女大附中为例，其四年的中学课程，主要包括英文、算术、科学(物理和化学)、文学(含汉文)、历史(含中国历史)、圣经等。其中“圣经”课程也是贯穿始终的。[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