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老话题，又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当今之所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主要鉴于以下原因：其一，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仍存在偏颇。有人并没有完全从极“左”的惯性中解脱出来，动辄“打棍子”“扣帽子”，把政治批评搞得面目可憎；也有人出于对以往政治的恐惧，表现出对政治的疏远和反感；因而有必要对这些思维惯性加以反省。其二，只要文学与社会存在联系，就无法完全回避或无视具体的政治历史背景对个体生命和文学创作的潜在影响，事实上政治因素也从未从文学中消失。其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看来，文学应有自身的责任和担当。文学要表现人的命运，要揭示社会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就应该直面社会，干预现实乃至引领生活。如果文学不对社会发言，不引导人们思考人生，文学的存在就成为问题。因此，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就提上议事日程。若回避政治这个问题，将可能直接影响到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 一 文学与“重新政治化” 我国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士大夫包括文人经世报国的情怀是文学与政治建立关系的文化基础。笔者曾探讨过“痛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发现中西诗人痛苦的内涵有很大差异，西方诗人的痛苦多因情爱之故，而中国诗人的痛苦则是“感时忧国”，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悲愤，是其政治抱负不能实现的懊恼。就文学批评而言，虽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自身的特色，讲究“缘情”“滋味”，等等，但显然“言志”更具主导地位。近代以来，一批中国学人如梁启超等主要从政治出发研究学术和文学。梁启超“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观念将小说提到了开启民智的高度，突出了文学在启蒙和革命中的作用。 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坛，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化(过度政治化)、去政治化到如今重新政治化的否定之否定的历程。在五四激进的时代氛围中，启蒙和革命成为当时文学和批评的重要主题，其间盛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也都染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茅盾当时曾指出，作家不但要描写社会的真实背景，而且要“隐隐指出未来的希望，把新理想新信仰灌到人心中”，“应该把光明的路指导给烦闷者，使新信仰与新理想重复在他们心中震荡起来”①。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处于救亡图存的危机时期，左翼文艺包括电影、小说、歌剧、小曲等都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动员功能，左翼文学批评也十分强调文学对社会现实的介入。而域外传来的印象批评、语义批评等之所以未成气候，就在于国难当头没有给这些闲适批评留下发挥的空间。在延安，革命文学更是旗帜鲜明地为工农兵服务。周扬曾明确提出：“如果文艺批评不注意作品的思想内容，不能辨别作品中的倾向好坏，不为创作发展的正确方向斗争，那么，这种批评就没有什么价值了。”②文学的这种政治化倾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突出政治，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成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不过，这一特色又是一把双刃剑，突出政治尽管当时起到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但后来这种趋向逐步演变成政治标准唯一，文学批评多从政治观念出发评判文学作品，用阶级分析代替艺术分析，政治被曲解为斗争。这就背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原则，忽视了美的规律，走向了“过度政治化”的歧路。 到了20世纪80年代，“从理论批评层面看，在思想解放的滚滚浪潮中，文学理论界首先反思的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③。出于对长期存在的极“左”思潮的反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以及西方文学批评思潮的涌入，中国文坛出现了一股“去政治化”的趋势。随着百年以降的各种西方文学批评特别是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批评流派在这一时期被大举引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将目光转向文本，走进形式，发现了这个长期被人们遗忘或遮蔽的天地。人们接受了这些形式主义批评的主张，如标举文本的自足性，主张从文本的语言和形式入手，力求达到批评的客观性和科学化，等等。尽管80年代文学创作上出现了颇有反思意味的“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但文学批评却毅然决然地表现出对政治的疏离，“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那面旗帜的颜色”，俄国形式主义的这一口号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去政治化”的标志。 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文学与政治再次走近，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重返历史、重返意识形态的转向。这种重新政治化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外学人对文学批评现状的反思。人们逐渐意识到，任何疏离政治和游戏政治的做法，只不过是掩耳盗铃，最终伤害的是人自身和赖以生活的社会环境。“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④即使是那些标举科学或自足的文学批评，如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和解构批评等，实际上都摆脱不了政治对文学批评的渗透。如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陌生化”，它就是通过所呈现的画面与现实的强烈对比等给人以震撼，产生深刻的政治含义。结构主义所标举的二元对立也回避不了政治因素，只要给二元对立注入语义就有了政治的意味。解构主义对中心的颠覆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西方，不仅女权主义批评、后殖民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批评流派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而且随着后现代思潮和文化研究的传播和推进，权力话语、文化霸权等也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的热门词汇。在全球化冲击下，民族振兴则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民族及其相关问题成为文学批评的前沿和现实话题。如今，性别、种族、生态、民族等逐一成为当下批评的切入点。 在中国，当今的重新政治化还具有特殊的意义。重新政治化不是政治的简单回归，它体现的是一种现实关怀，彰显出文学批评对社会、人民和民族的责任。同时，重新政治化也是对过分娱乐化的抵制，政治所体现的理性因素无疑是对审美感性的一种纠偏和补充。在消费社会里，面对物质繁荣、价值失衡和资本泛滥，人们沉溺在“灯红酒绿的文化放纵”⑤中。文学批评的重新政治化提示人们须警惕过分娱乐化造成文艺的畸形繁荣，一味追求语言的迷宫和感觉的狂欢，不仅抑制和遮蔽了文本中的政治因素，而且让人们在娱乐中降低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热情。更重要的是，重新政治化不是以一种外部的力量来干预文学，而是通过重新塑造人的感觉和精神世界的方式来介入社会。也可以说，重新政治化与审美发生了关系，它通过新的感觉、新的形式帮助人们形成对世界的新的看法。这种政治与审美的融合正是重新政治化的价值所在，也是建立新型的文学和政治关系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