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62(2019)04-0077-10 自亚里士多德以降，“政体类型学”成为一个标准的政治学研究议题。作为传统政体分类学说的鼻祖之一，亚里士多德继柏拉图之后，提出了最为经典的古典政体理论，其对古典城邦政体所作的学理性的、严整的分类和比较，是现代政体类型学的论说本源和理论基础。从政体分类到政体演变，从政体比较到政体优化，学界对亚里士多德古典政体类型学的研究可谓详实又广泛，他们大多数聚焦于从文本层面细化梳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观，通过逻辑推演论证并呈现政体类型和政体顺序。然而，这些研究成果缺乏方法论意义上的系统分类层级结构，对政体属性的分类界定也语焉不详，不足以说明亚里士多德政体理论与现代政体类型学的关系。 运用科学化、系统化的类型学工具来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亚里土多德最早将政治学视为一门“科学”，他以某一类相对独立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并在研究个体对象的同时关注事物的共性、找出类属项。[1]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研究具备了“科学”特征，那么，科学化、系统化的类型学分析工具就是解码其政体理论的不二法门。其次，类型学作为一种良好的概念分析策略，有助于在政体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实现两个具有内在张力的目标：其一，增加“政体”概念的差异化和分析性区分度(analytic differentiation)；其二，具备足够的抽象程度以避免概念拉抻(conceptual stretching)。[2]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概念及类型以城邦而不是民族国家为基点，尽管看似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结构，然而类型学的分析框架能够巧妙地区分其政体类型家族(family)内部亚类型的性质和等级并展现类属区分的高低程度，从而使分析结果更加直观且可视化。最后，政体类型学的研究需要方法论框架的支撑，否则就会显得内涵有余而形式化不足。回归于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引入类型学基底的分类逻辑和属性界定思维，可以为古典政体的创新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本文旨在运用概念类型学的方法体系，通过系统梳理政体的逻辑分类依据，结合约翰·吉尔林(John Gerring)总结的六种类型学中的四种方法(矩阵类型学、分类类型学、组态类型学和序列类型学)，重新审视和解码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体理论，论述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政治科学，从而构筑古典政体分类与现代政体分类的对话基础。 一、分析框架 归类(classification)，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础和类别比较的逻辑起点，具有两大突出优势。一方面，它是首要的描述性工具，一个好的归类允许研究者提供详尽、甚至是确切的类型清单，从而在研究中降低复杂性、实现简约性；另一方面，一个好的归类能识别各种类型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通过呈现一个详尽的多维度列表，便于研究者进行类型比较与管理。[3]12-13 类型学是一种形式化的归类体系，它由统一分类原则定义的、相互排斥且尽可能详尽的多维离散类别所构成，[4]144对概念形成和分类变量的构造作出了根本性贡献。[5]152类型学可以以一种新颖的、基于分析的富有成效的方式使术语和概念的内涵系统化，[5]161它具有不同于简单归类的两大特征：多维性和概念化。[3]4类型学的种类多样，肯尼斯·D.贝利(Kenneth D.Bailey)具体区别了概念性的类型学和经验性的分类学；[3]大卫·科利尔(David Collier)将类型学划分为描述性的和解释性的；[5]153而约翰·吉尔林在方法论上系统地阐述了六种类型学，分别是简单的(simple)、时间的(temporal)、矩阵的(matrix)、分类的(taxonomic)、组态的(configurational)和序列的(sequential)。[4]我们将简要介绍一下吉尔林的类型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 简单类型学(simple typology)，根据一个维度的分类标准将概念对象划分成几种简单的类型。 时间类型学(temporal typology)又称为时期划分(periodizations)，是时间上有序的简单类型学。[4]145时间类型学的基本构造要求是必须确定一个或几个关键历史节点，以保证划分而成的周期类型是相互排斥且尽可能充足的。 矩阵类型学(matrix typology)，是一种涉及两个或多个维度的交叉表的类型学，由若干分类变量交互作用以形成分析类型。大卫·科利尔等人归纳了一套基于对对象的描述和解释都适用的多维类型框架的基本模块，并总结出矩阵类型学的四大构成要素，即总括性概念、行变量和列变量、矩阵、类型。[5]167他们认为，构造矩阵类型的首要任务是总括性概念的形成，分类变量术语的明确，以及对总括性概念与分类变量的等级关系的衡量。一个好的类型学的构建模块，应该遵循“明确总括性概念”、“组成行变量与列变量”、“建立单元格类型”等标准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