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新时代提倡“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①社会科学界对此积极响应，形成一股“转向历史”的潮流。社会学界“初兴”历史社会学，法学界“复兴”历史法学，②而中国政治学界开始尝试发展“历史政治学”。③同时，新时代的中国政治发展要求政治学供给新的知识产品，包括新思维、新概念、新话语、新视野，而中国政治学人也开始意识到，充分挖掘自身传统的知识资源与本土经验，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新的知识滋养。长期以来，虽然中国政治学学科的知识生产已经发展出成熟的建制化形式，但总体上依赖于苏联与美国两大相对峙的政治学科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因此，中国政治学在新时代的当务之急是，摆脱对苏联阶级中心论与美国行为中心论两种外来话语体系的长期依赖，力图发展出中国自主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走出抛弃历史意识的美国政治科学阴霾，重新接上政治学与历史研究紧密结合的学科传统，回到中国自身。转向历史是政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立足于西方社会科学传统的历史反思，关注历史研究与政治学研究之间的结合方式，归纳出三种层次性的关系及其缺憾，并基于此提出对于中国政治学转向历史的几点启示。第一种结合方式是把历史视为方法，历史研究为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提供更丰富的论证材料，这种实证主义的理解遭到来自阐释学传统的批判；第二种结合方式把历史作为一种意识、认知和思维，政治学的研究议题置于历史过程的具体阐释，对政治学理论、概念与命题的知识生产施加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性条件，但带来知识碎片化和历史想象力的诟病；第三种结合方式是把历史视为本体的存在，而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是论证普遍历史进程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视角或手段，这恰恰为世俗化的后形而上学传统所抛弃。我们尝试发展历史政治学，需要合理定位历史研究与政治学之间的关联机制，尤其需要为第三种理解提供中华文明连续统一的历史观念，使之成为前两种结合方式的前提假设与哲学基础。 一、历史作为方法 在历史作为方法的层次上理解历史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的结合，意味着历史研究为论证材料之“用”，服务于政治学研究之“本”，旨在探索与发现在现实政治领域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概念、理论、命题等知识范畴。把历史研究视为社会科学的一种主要研究方法，始于19世纪前期由孔德奠定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传统，但正式进入现代西方政治学学科的方法范畴，却源于二战后一部分学者不满结构—功能主义主导的社会科学。因此，从历史作为方法的层次来理解历史研究与政治学研究之间的结合，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是把历史视为经验事实的文献材料，可以直接或间接拿来论证社会科学研究追求的基本命题、因果规律和法则；其二，政治学与社会学和经济学一样，成为实证社会科学传统的一个重要分支，并且对应自由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划分政治、社会、经济领域，而政治学的任务是探索国家、政府、政党等政治领域，解释当下国家正在运行的政治现象与规律。但这两个前提条件并非同时发生，各有不同的形成时间与方式。历史研究与政治学研究之间之所以“体”“用”结合，得益于一部分政治学者不满政治科学的既定研究状况而转向历史方法，为当代政治学学科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也同时打开政治研究的历史视野。 其中，历史研究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方法，得益于两个基础。其一是哲学基础。笛卡尔开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之先河，他不满于传统的历史研究，④认为历史材料需要有利于当下知识生产的论证，因当下问题的解决而探讨过去，即“以古观今”是为了达到“以今观古”的现实主义目的。同时，在他看来，所有的历史叙述应该言之有据，经得起怀疑、考证和批判。这被柯林伍德称为“笛卡尔派历史编纂学”，⑤并成为19世纪德国史学“兰克学派”的哲学依据，把编纂与整理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料视为历史学家的全部工作。其二是社会科学基础。孔德在笛卡尔基础上，进一步把历史与观察、实验、比较并置为科学研究方法，旨在通过过去发生的里氏事件来检验当下的结果，“对人类不同状态的历史比较，不仅是新兴政治哲学的手段，也是这门科学的真正基础”⑥，因此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最本质、最广泛的证据。结果，消除其唯心主义影响的德国“兰克学派”迅速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在法国发展成为“实证史学派”以及后来的“历史学方法论派”，并且到19世纪后期的涂尔干时代，史料编纂的历史研究成为社会科学发现“社会事实”的主要场域与论证材料来源。⑦从此，以西米昂(Francois Simiand)剔除“历史学家部落的三个偶像”⑧为标志，奠定了历史研究为“用”、社会科学为“体”的结合关系结构。 然而，相对于社会科学的其他三门学科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来说，西方现代政治学研究更晚接受历史方法。尽管政治学有着漫长的学科史传统，但在近代之后一直与道德哲学、神学、经济学等纠结在一起，并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直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发展出美国政治科学之后，才独立建制为一门现代学科。但历史成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恰恰是作为“批判的武器”，抵制美国以功能论和系统论为主导范式的政治科学。美国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经过“镀金时代”与“进步时代”的历史转型期之后，政治与社会开始进入常态化和平稳期，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分道扬镳，研究重心从制度转向行为、历史转向当下、共和转向自由、集体转向个体，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础和意识形态假设从美国“例外论”转向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现代化”，而进化论、结构论与功能论成为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框架。全新的政治科学全然关注当下政治过程与生活，尤其是选举与投票的政治行为与心理，采用问卷调查、定量和数理模型化的实证分析，寻找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硬科学”规律。这成为战后世界各国政治学发展的主流范式。同时战后兴盛马克思主义经济史与社会史，把社会科学关注的生活领域诸多议题带入历史领域，也催生了社会科学转向历史的跨学科潮流。到60年代后期之后，这些历史转向逐渐上升到政治领域，从而使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经典主题如国家、政府、民族、战争回归其历史变迁的过程意识。虽然主流的政治科学依然强劲地追求数理模型和理性选择，但一批非主流的社会学家率先以“历史社会学”为名，在历史作为方法的层次上行使“历史政治学”之实，复兴19世纪政治研究传统的关键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