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变迁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路曲,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34

原文出处:
新视野

内容提要:

政治文化理论的连续性预期是它解释政治变迁的一个基本观点,但这一观点一直受到质疑。实际上,文化变迁的连续性可能会随着变迁而改变或被调适,文化变迁的中断在一定条件下是存在的。我们可以从文化变迁的两个基本问题来分析政治文化理论的假设和连续性预期与政治变迁的关系:一是文化的连续性变化与非连续性变化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二是像社会革命这样的重大转型事件对政治文化变迁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影响。尽管文化主义认为人们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设计变化,但我们认为主观推动的实质性的政治和文化变迁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它是在客观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基础上,通过长期和系统的文化工程来实现的。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4 年 03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3)06-0052-05

      问题的提出

      阿尔蒙德以心理学为核心的文化决定论进入了政治学研究,他以英美政治体系为基础把政治文化划分为认知、道德和情感三个层面,而且根据模式变量揭示了传统与现代的不同的时代特征,[1]白鲁恂则把这种文化决定论假设的研究扩展到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中。然而,白鲁恂一方面认为世界文化的传播对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看到世界文化的扩散只能削弱和摧毁传统社会的结构,却不能轻易重建一个现代社会。对于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他的解释是,文化同化的过程需要创建大量的社会组织传播和支持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但与此同时,人们的心理难以支持社会组织发挥这种功能。由此看来,现代文化的扩散决定了现代政治体系的建立,而传统价值的存在又阻碍了现代文化的进一步传播,那么,这两种文化到底哪一种起决定作用呢?实际上,他是在不同的层面上使用这两种文化的,一个是在宏观层面上决定历史进程,另一个是在微观层面上决定心理反应。[2]白鲁恂做这个假设时显然只是从系统功能要求的角度来着眼的,没有顾及文化作为生活世界符号结构之一的解释学意义。由此看来,已有的政治文化理论对政治的结构、态度和行为中发生的变化缺乏有效的解释。

      阿尔蒙德等人把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和行为进行了区分,[3]斯皮罗对作为意义系统的文化与作为文化建构要素的社会结构、行为、信仰、仪式等进行了区分。[4]这种把文化与结构区分开来的研究视角表明,结构等要素是对文化的反映,但它们并不等同于文化本身,而且是可以独立测量的,由此,考察文化与文化构建要素之间和谐与否的条件就成为研究变迁问题的基础,包括文化、结构和其他现象是否以模式化的路径发生变迁等都是如此。

      在用文化分析研究政治与社会变迁时,我们应注意到文化分析的两个特点,一是与比较政治中的利益或制度理论对政治现象有直接而明确的解释力不同,文化分析的解释一般是间接而含糊的。二是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信仰和实践标识,它具有互动性和建构性特征,具有修正信仰和行为的能力,理解可以发生变化,并可以在与其他文化碰撞时调适自己。

      政治文化理论的假设和连续性预期

      由于政治文化理论的假设在整体上导致了对文化连续性的预期,并把它看成是常态,因而导致其在完全客观地阐明变迁的过程和原因时产生了困难。

      政治文化理论的基石是关于“行动导向的假定”。它是指行动者不是直接对情况做出回应,而是通过调节“导向”来进行回应。行动导向是在一定环境中引导行动者以特定方式行动的并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倾向,它使行动模式化。如果行动者没有这些倾向,如果导向没有形成或不一致,那么行动就没有确定的方向,就会发生无范式的、无道德准则的和无一致目标的混乱的行动。

      导向与态度是有差别的,态度是指特殊的意向,而导向是指稳定而具有普遍性的意向。态度来源于并表达着导向,态度可以通过范式化帮助我们发现导向。导向是由一般的态度所构成的,因而也构成了文化的主题。白鲁恂等把文化主题划分为四种类型:信任与不信任、等级与平等、自由与强制、地方认同与国家认同,他们认为建立这种类型学有助于进行文化比较。[5]这些主题还说明导向可以使某些特殊的行动和态度形成普遍性意向。通常认为导向由三种因素构成:认知因素,即解码经验并赋予它意义;情感因素,把感觉融入认知,促使行动者采取行动;评估因素,给行动者提供行动的目标。

      导向一旦形成,就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并非不可变,并且它不仅仅是主观对客观现象的反映,主观经验也会影响导向。如果导向是一成不变的,或者说如果经验影响行动的过程是相同的,如果它被限定在生物学的层面上,如果它只是理性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的表现,那么调节心理的因素就会被排除在理论之外,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导向不可变还意味着,我们只需要知道行动的初始背景,包括情形和结构,以此为基础就可以解释行动,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完成一种解释所必须的所有的普遍性的规则。当然,理性选择理论在通过同一导向来联系背景与行动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和独创性,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理性主义的局限性,即如果没有导向的可变性,我们只能停留在行为主义的世界里。

      另一方面,如果行动者没有明确的导向,只有可变性,那么其中的某些可变性因素可能会逐渐形成导向。并且,如果导向不是主观对客观环境的简单反映,那么导向赖以形成的可变的环境一定是文化本身。人们不能自然地获得导向,它一定是习得的结果。这样,如果坚持导向及其可变性假设的话,那么也一定要承认文化社会化及其作用:导向是向外部“社会人”所习得的,社会文化的承载者传授着把经验融入行动的认知、情感和评价的全部技能。这一过程既可以由文化直接传导,也可以间接而明确地通过文化经验所习得和养成。

      尽管理性主义也不拒绝政治社会化的概念,但文化主义与理性主义在这一点上是有区别的,这表现在对后天学习或再社会化的看法上。文化主义是从一种“累积的”社会化假定出发的,这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认为早先的文化学习对后来的学习有一种扩散作用,它制约着后来的学习,尽管如此,文化学习仍然是要持续一生的;二是认为存在着一种个体的碎片化的认知、情感和评估逐渐凝聚成连贯而协调的系统的认知、情感和评估的过程和趋势,这就是文化和导向形成的过程。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