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奥托·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提出全方位政党以来，全方位政党成为西方政治学界引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西方政治学家对全方位政党理论进行了争论与批评，并对该理论进行了适应性检验，从而形成了丰富的全方位政党理论。本文从全方位政党理论的提出、争论、检验与批评四个方面梳理全方位政党理论的研究成果，同时对这一理论作出评价。 一、全方位政党理论的提出 全方位政党理论渊源于西格蒙德·纽曼的社会整合型政党。通过对战后西德政党体制的考察，基希海默尔提出全方位政党理论。 1.全方位政党理论提出的背景 在基希海默尔以前，西格蒙德·纽曼(Sigmund Neumann)就提出现代政党正经历由个人代表型党向社会整合党转变。纽曼认为社会整合党是一种很少被学者所关注的政党类型。它转向被排挤的社会群体，通过政治动员，让他们参加政治活动，代表这些特定群体的利益，较好地适应了选举权普及的现实。其他政党在与社会整合党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纽曼观察的基础上，基希海默尔把群众党称为群众整合党。他指出，在19世纪向20世纪转变之际，各国社会党党员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动员功能。在一战期间或一战后，社会党利用大多数欧洲国家已有的群众组织，争取群众组织中的忠诚者。此外，一战带来的经济萧条是政党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的最好契机。不过，这种政治动员并不完全等同于政治整合，能否把群众整合到阶级群众党还取决于现有政治体制的其他力量。[1](P182-183) 基希海默尔发现，在西欧社会，群众被整合到群众党，却没有整合到适当的政治体系中，因为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从个人代表型政党提升为整合党。资产阶级政党尽管党员人数较少，但是可以通过与官僚建立战略关系而得到弥补。因此，不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向整合党转型。它们更愿意延迟建立群众整合党。它们通过国家机器阻止群众整合党，成为政治市场中最有效的政党。然而，二战后，西欧主要资产阶级政党不得不接受政治市场规则，开始改变组织结构。 为此，基希海默尔认为二战后个人代表型的资产阶级政党成为一种特别例外的政党。这类政党中的一些党将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它们不再能够决定政党体制的性质。出于同样原因，那些曾是阶级分明的群众整合党正在发生转型。 1954年，基希海默尔在分析当时西德政党体制时，首次提出了全方位政党(Catch-all Party)概念。他认为全方位政党的出现是战后西欧发生一系列变化的结果，如选举制度发生变化，政党法中排他性条款和媒体的广泛应用等，群众整合党转变为全方位政党。 基希海默尔指出，由于战后各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集体谈判来协调，西德政党体制变得日益稳定和温和。西德激进左翼和激进右翼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工人阶级大多数不再是社会底层，而成为中产阶级。政治竞争成为保守全方位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以下简称“基民盟”)和全方位群众党：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竞争。社会民主党从工人阶级政党向全方位群众党转型。[2](P306-321) 基希海默尔提出全方位政党概念后，经过了多次修改，指出西方政党已经降为纯粹的利益表达工具。作为反对派的政党满足其利益集团的条件有限时，它担当反对派角色的愿望减弱。全方位政党被迫以利益和选票得失来考虑其政策。以意识形态为方向的群众党向以利益为诉求的全方位政党转型，显示出传统反对派的削弱。[3](P129-156) 经过多年酝酿，基希海默尔全面地论述了群众整合党向全方位政党转型，并分析了这种转型的表现与原因。[1](P184) 2.全方位政党理论的内涵 基希海默尔认为主流政党追求选票最大化，为争取更多选民以赢得选举，调整自己的政策方向和选择策略，放弃意识形态定位和原来的阶级阵地，向所有选民开放。二战后，人们日益忽视意识形态，民众更多地关注消费，享受生活；传统各阶级、阶层的分界线不再重要等，从而导致政党发生变化。 这些政党变化主要体现在：(1)政党快速放下意识形态包袱；(2)加强党内高层领导的权力；(3)个体党员的作用下降。党员的作用被认为是历史遗风；(4)不再强调阶级阵地、特定社会阶级和阶层的代表，以有利于选票最大化；(5)党费与党员的资助不再重要，政党可以得到财政补贴。[1](P184) 基希海默尔把党员作用的下降，作为政党变化的一个方面。党员人数规模停滞不前，党员人数向社会各方面均衡转变。党员在党的领导与选民之间的协调作用下降。党员被选为领导人是基于他的管理能力，而不是基于他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出身。 基希海默尔预测政党组织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资本密集化，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和利益集团的捐款来获得资金，依赖大众传媒来实现与选民沟通。全方位政党更适合选举运作，同时代表多个社会群体。政党采取全方位的策略会导致两党实力平衡，彼此都采取中间化立场，导致全方位政党之外的小党减少，出现权力分享与大联合政府，有原则的反对派衰落。[4](P543-554) 基希海默尔认为以下因素导致全方位政党出现：(1)经济发展和大众消费商品的普及；(2)福利国家的建立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3)传统社会结构(包括阶级结构和派系结构)的逐渐崩溃；(4)社会和职业分层结构的变化；(5)选举制度的变革。比例代表制催生政党体制的碎片化等。[1](P185-1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