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  

——西方比较政治学研究视角的演进与中国观照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新廷,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出处:
国外理论动态

内容提要:

伴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角也经历了从社会中心主义向国家中心主义的转变。在转变过程中,比较政治学不断修正自己的解释力,社会中心主义在行为主义方法论下将政治过程视为“黑箱”从而关注社会条件的重要性和模式化,忽视了国家的重要作用;回归国家学派将国家重新带回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中心,历史制度主义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修正使比较政治学在关注国家结构的同时,还关注国家与社会互动以及中层制度变量的解释力。然而,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是西方理论和经验的产物,政党中心主义的兴起弥补了对后发展国家政治转型的解释。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在视角的转换中不断演进。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需要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6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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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政治学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经历了行为主义、新制度主义等多个理论范式的演变,比较政治学理论范式的演变反映了比较政治视角的演进。每个理论范式采取何种视角进行比较分析、关注何种议题、如何进行经验意义上的理论检验等都在背后反映了比较分析的视角,即从社会中心主义到国家中心主义再到政党中心主义的发展,这一线索的梳理对于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视角的演进更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关注重点,其在演进中不断推进了比较政治分析,使之更具解释力。

      一、社会中心主义:行为主义下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视角

      政治学理论范式中的行为主义革命深远地影响了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行为主义对于方法论的精细要求使得大规模的比较分析成为可能,而且更为精确化。从政治系统论到结构功能主义再到政治发展理论,比较政治学逐渐成型,其背后的社会中心论的视角也逐渐显现出来。

      以“社会中心论”为视角对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聚焦的是政治系统的社会环境,着重于从政治系统的外部视角阐述社会条件对政治系统的作用。典型的理论就是行为主义的政治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及以此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至少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社会分析者就主张,一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对它可能拥有的政治体制的类型具有重要影响。”“在对经验证据的追求中,在日益丰富的总量数据和计算工具改进的帮助下,现代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继承了探索社会—经济与政治维度之间关系的传统,这已成为一项巨大的努力,它产生了关于这些关系的许多重要方面的有价值的新知识。”①因而,社会中心论的这些理论和观点基本上是探讨社会要素对政治体制的影响。

      1.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

      将系统论引入政治领域的集大成者是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伊斯顿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使系统论成为了政治学的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他先后出版了三本专著《政治系统》《政治分析的框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来建立和完善政治学系统分析的方法和框架。伊斯顿的政治系统涉及政治系统的界定、政治系统的环境、政治系统的维持、政治系统的输入、政治系统的输出、政治系统的反馈等部分。总的而言,政治系统分析关注的一个重点是环境。系统论本身就意味着将政治从社会中剥离出来,而政治系统分析专注于影响政治的社会环境。政治系统虽然稳定、独立,但又是开放的,因而存在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总的来说,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现如图1②:

      

      图1:政治的系统分析结构图

      伊斯顿开创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是行为主义的典型方法,对政治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它存在着自身的缺陷,主要是难以阐明政治系统内部结构的划分和子系统的互动关系。它将重点放在政治系统与环境的互动,从而忽略了政治系统内部的复杂性。因而,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虽然是对政治系统的分析,但是却将重点放在了社会环境,形成了一种政治系统论的外部视角,即社会中心论。

      这种社会中心论的形成不仅源于系统论的影响,也源于行为主义革命带来的国家研究的转变。在以往的旧制度主义中,国家是占据核心的议题,但是行为主义对具体行动的微观动态研究使比较政治学家认为国家的涵义是混乱的,可以做多种的解释,不利于精确的多国家的比较分析,而系统这一概念满足行为主义分析的要求。“阿尔蒙德和其他比较研究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令人信服地指出国家的观念长期以来受许许多多观念所模糊,应当以政治系统来代替,这才适合电脑兴起时代的科学研究。”③他们强调政治系统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中心,而“社会通常被认为是评估系统的最包罗万象的实体。因此,系统就是真实社会的抽象,任何社会现象均可视为一个或多个系统。”④

      2.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

      此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等人在伊斯顿政治系统分析基础上将结构功能主义引入政治学,使其成为比较政治学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分析方法和框架。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是其代表性著作。这本著作也是为了回应其《发展地区中的政治》所受到的批评,阿尔蒙德在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基础上将结构功能主义与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发展联系在一起,建立了抽象宏大的理论体系,试图用模式化的概念和变量来解释所有国家的政治现象。阿尔蒙德理论中的政治系统也是建立在体系与环境的输入、转化与输出基础上,并重点阐述了政治体系执行功能的三个层次,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三个层次的结构都对应着相应的功能。阿尔蒙德虽然区分了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面的政治结构,但是其重点放在了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政治交流、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等七项政治功能上。这几项功能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是普遍性的,从而使不同政治系统的比较分析成为可能。

      结构功能主义虽然是以结构功能命名,但是以行为主义为方法论带来的结果是对功能的强调而忽视了结构。它虽然提到了结构,但是在对系统或国家的功能进行分析时强调的是社会结构,而不是强调占据国家权力的主体在决定着功能。它们虽然是系统分析,强调宏大叙事,但却是简化的功能决定论,以线性思维来强调功能的优先性。它将政治体系视为固定不变的,而政治体系的功能是普遍化的,因而在分析影响政治体系的因素时转向了社会和国际环境。这种分析方法所形成的也是一种政治系统的社会中心主义的视角。正如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中所表明的:“当我们在详细阐述公共政策时,政治体系常常成了自变量,而社会和国际环境则成了因变量。”⑤因而,这一路径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特征,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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