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角社会模型浅析T.J.克拉克的社会艺术史研究方法

      一、艺术社会史与T.J.克拉克的创新所在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电影、电视、广告等新兴视觉媒体的渗透，促使西方艺术研究兴起了一股“新艺术史”（New Art History）浪潮。一时间，现代主义（Modernism）、女性主义（Feminism）、符号学艺术史（Semiotic History of Art）、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Marxism & Neo-Marxism）、艺术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Art）等多种新叙事方式相继涌出，极大地冲击着以“风格学”与“图像学”为主导的西方经典艺术史学体系。其中，艺术社会史一派肯定了马克思主义艺术史的基本观点，并对其进行改造与完善，以全新的面貌在新浪潮中异军突起，形成了西方后现代学界一个强劲的艺术社会史学派，T.J.克拉克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所谓艺术社会史，即是强调要在社会的环境中综合考察艺术（实践、批评与理论的产生及其意义），进一步来讲，艺术社会史研究的是艺术是如何在社会诸因素的演化进程下（被）维持、（被）改变和突破自身。艺术社会史的基本立场是否定艺术的自律性（autonomy），而承认政治、道德、技术、资本等社会因素与艺术风格、手法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在T.J.克拉克之前，艺术社会史的研究较为粗糙，总结而言，他们认为绘画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直接反映了经济基础或社会现实。虽然这一派的典型代表人物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已经在有意识地延伸、细化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表述，并在其后期的《艺术哲学史》一书中试图填补“社会决定论”的缺陷，指出艺术和社会之间并非始终一致，并意识到艺术家阶级的复杂性问题。但正如贡布里希所批评的，豪泽尔的观点仍带着笼统、粗疏的论证色彩（例如，设定一个大前提，忽略中间最关键的论证过程，直接得出一个极为具体的结论）。实际上豪泽尔为应对质疑，在修正观点时已经做了颇多妥协（例如，在某些场合下，豪泽尔也不得不承认艺术具有独立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能力）。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T.J.克拉克艺术社会史的创新之处。克拉克既坚持社会艺术史的基本观点，反对格林伯格将艺术价值断定为一种不断增长的自我正常化的美学理论，同时也抨击庸俗的艺术社会史（例如，他曾直言“我也许厌恶那样一种艺术的社会史版本，它总是将图像当作简单的加以反映的知识的记号……”①）。克拉克强调艺术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指出“一幅艺术作品的创作——伴随着其他行为、时间、结构而成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行为关乎历史也将在历史中进行”，即是说，艺术并不是在僵化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的静态考察，艺术实践在历史进程中也会成为历史本身。因此，克拉克更注重观察艺术品与艺术家的独特性以及艺术实践中的复杂社会状况和历史环境。那么，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如何与社会环境进行互动？艺术的创造力与主体性在社会诸要素影响之中如何契合？T.J.克拉克进一步指出，艺术（主要指绘画）并不能直接表现社会本质，当社会环境使得绘画主动或被动地打破了既定的概念时，艺术才能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现实照面：

      在我看来，一幅画并不能真正表现“阶级”“女人”或“景观”，除非这些范畴开始影响作品的视觉结构，迫使有关绘画的既定概念接受考验。（这是像绘画这样的技艺表面上传统守旧的另一面：只有在传统规则和惯例仍然在影响决策的实践中，改变或打破规则的目的及其力量和重要性才会变得清晰起来。）因为只有当一幅画被重塑或调整其程序——有关视觉化、相似性、向观者传达情感、尺寸、笔触、优美的素描和立体造型、清晰的结构等程序时，它才不仅将社会细节，而且将社会结构置于压力之下。②

      可以看出，在克拉克的艺术社会史模型中，绘画作品处于社会现实与绘画惯例的三角结构之中：

      

      此三角结构可以抽象出克拉克艺术社会史观的全部精髓，亦是克拉克最具创见之处。在这个三角社会模型中，克拉克既解决了传统艺术社会史研究所面临的质疑与挑战，同时维持住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解释力，为我们理解艺术作品与社会诸因素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模式。在此三角结构模型下，艺术作品拥有了社会性，同时又保有了审美非同一性的主体特质。

      

      二、三角社会模型及其动力机制

      要深入分析T.J.克拉克的三角社会模型，一眼辨出其与粗糙社会艺术史的差别，就必须从克拉克对特殊作品与特定概念的选择方面切入。“马奈的作品之所以脱颖而出成为我的研究对象，是因为它们比任何别的作品更多地告诉我，我所依赖又蔑视的那个再现体系的力量及其局限性。”④在《现代生活的画像：马奈及其追随者艺术中的巴黎》（The Painting of Modern Art：Paris in the Art of Manet and his Followers）一书中，克拉克以马奈为切入点，通过对《奥林匹亚》（Olympia，1863）《女神娱乐场的酒吧间》（Un bar aux Folies Bergère，1882）等具体作品的细致分析，描述了印象派绘画与巴黎城市建设和中产阶级兴起的关系。在注重经验性个案的分析路径之中，克拉克详尽地列举文献与史料，在对诸如19世纪60年代巴黎资产阶级对于妓女形象的固定、巴黎的音乐咖啡馆如何展现各阶级面貌、城市的大规模改造和巴黎娱乐业商业化与“社会新阶层”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分析论证中，完成了对艺术表征与阶级、意识形态等关系的阐述。作为一名史学家，选择特定的作品与特定的概念进行分析可以说是克拉克的“拿手戏”（亦即专业性），这也就意味着艺术品、艺术家的独特性和艺术生产的复杂状况、环境被直接纳入到讨论之中，这样，克拉克就轻易消解掉了豪泽尔过于关注普遍性结论而造成的粗糙决定论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