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10年，民粹主义运动闯入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主流政治，它们通常被视为需要社会学解释的病症。我们并不将其视为挑战我们民主观的现象，那些致力于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民主理论家对民粹主义者动员草根阶层的意图关注较少，甚至没有关注。这种对民粹主义的轻视虽然情有可原，但是过于草率。民粹主义者将他们自己视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代言被政府、主流政党和媒体整体忽视的大众的苦难与意见。他们中的许多人赞同“直接民主”——政治决策通过公民投票和公民复决来产生。他们的公开目标就是要兑现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承诺。本文认为，我们无法承受将这些主张置若罔闻的代价，反思民主国家民粹主义令人困扰的频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主的复杂性。原因在于，民粹主义的根源不仅存在于任何特定运动都需要的苦难的社会环境，而且还存在于民主内核的紧张关系中。实际上，我们所认识的民主有两个面向——一个“救赎的”面向和一个“经验的”面向——它们的并存为民粹主义动员提供了持续的激励。本文的结论是，民粹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因畸形发展而出现的“退化”症，不如说是民主自身所投射的影子。 什么是民粹主义？ 在考察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之前，我们需要确切弄清我们所谈论的是什么，因为“民粹主义”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模糊术语。虽然它在许多专家的论述中具有准确的含义，但试图将其形成一种普遍理论一直存在问题。这里所给的理想的解释涉及当今民主社会的民粹主义，这些民主社会对哪些政治现象应归入此类颇具共识，但对于是什么使他们成为民粹主义者却不甚明晰。但是，澄清民粹主义的概念是可能的，只要我们将关注点从民粹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内容转到它的结构性因素。现代民主社会的民粹主义最好被看作诉诸“人民”，既反对既定权力结构，又反对支配性观念与价值观的一种现象。这种结构性特征反过来支配了民粹主义独特的合法性结构、政治风格和情绪。在我们在进入论文主旨之前，这其中的每一点都需要做些阐述。 民粹主义与权力结构 广泛认同的观点是，民粹主义运动是“人民的而不是体制的”[像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所说的那样]。这些运动涉及了以人民名义反对既定权力结构的某种叛乱。在民主体制内，这种情况常常意味着对既定政党的一种攻击。可是反体制动员本身不足以确定民粹主义政治，因为这种表述也会包含“新社会运动”，而“新社会运动”普遍被认为是与之不同的类型。关键的区别在于，虽然两者都反体制，但民粹主义挑战的不仅是既定当权者，而且还有精英价值观。民粹主义者的怨恨不仅指向政治与经济的当权者，而且指向学术和媒体的公众人物。当国民阵线领袖让-马利·勒庞(Jean-Marie Le Pen)要求“喊出人民的心声”以反抗巴黎人与欧洲精英时，他的这种行为看上去具有正式民主体制内部民粹主义的鲜明特征。 从这种结构意义上来理解的民粹主义，依据其政治动员所反对的机构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容。例如，在涉及经济政策的地方，在一个强力推行高税收以维持高福利的国家，民粹主义者会拥护经济自由主义的方案，而其他地方的民粹主义者则会要求通过保护主义和更多的政府干预来反制自由市场的霸权。这本身并不表明，民粹主义者要么是毫无原则，要么是逻辑混乱。这只是表明，决定他们是民粹主义者的正是对权力结构的反对。民粹主义者的价值观也根据所处环境而发生变化，这取决于精英与支配性政治话语的性质。在那些精英政治文化深受个人主义、国际主义、多元文化、放任主义、进步信念等自由主义价值观影响的国家(像现代西方民主制国家)，民粹主义注定或多或少抵制这些价值，有时会形成另外一套泾渭分明的世界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存在着像民粹主义意识形态这样的东西。不过，试图以诸如此类的意识形态来定义民粹主义却行不通，因为在另一种背景下，有关反精英主义的动员可能会反对不同的意识形态场景。米歇尔·卡津(Michael Kazin)对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修辞”做出了富有启示的解释，他提出，所谓的“民粹主义语言”的东西在一个多世纪里持续鼓舞了那些明显激进且经常偏左的社会运动。只是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民粹主义话语“开始从左向右转”，这使得“人民”转而反对新的自由主义精英。在这两个例子中，涉及到的都是对利益与意见的动员，这些利益与意见被他们的支持者领悟，尽管主流社会也给予了关注但当权者却对其视而不见。 诉诸“人民” 民粹主义不仅反对权力结构，而且还诉诸公认的权威。民粹主义者声称他们的合法性建立在为人民代言基础上，也就是说，他们宣称代表了民主的最高权威，而不是代表像经济阶级这样的局部利益。虽然经济上的苦难对民粹主义运动总是重要的，但这些问题往往被解读为民主国家的政治问题。宣称为“人民”说话绝非看上去那么简单，因为这一术语是模棱两可的，民粹主义者往往擅长运用它各种可能的修辞。为了清楚起见，我们可以在民粹主义者的话语中找出三种不同的意义，尽管这三种意义在现实中往往是混在一起的。 一方面是诉诸团结的人民、民族或国家，以反对分裂它的政党和派别。一个典型例子是罗斯·佩罗(Ross Perot)在美国总统选举中使用的口号“团结则存”(United We Stand)。将“人民”想象为一个团结的共同体意味着对政党恶斗表示厌恶，在那些魅力型个人易于将国家利益人格化的地方，它会增进对强势领袖的支持。这种对团结的强调(尽管某些方面与其并不一致)导致了诉诸“我们的人民”，这里的人民常常是我们同族亲友意义上的。在过去诉诸团结(至少在形式上)的地方，这种诉求却是分裂性的，它将我们的人民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比如外来移民。民粹主义的这个方面激起了自由主义评论家的警觉，尤其是当国民阵线在就业、住房和社会福利方面要求“法国人优先”的时候。然而，不要认为民粹主义者只是右翼的，还有三分之一的诉诸人民的行动包含了平等主义的冲动：动员那些过去被称为“平民”(the common people)现在最好被称为“普通民众”(the ordinary people)的人反对享有特权、受过高等教育、见多识广的精英。民主制国家的民粹主义者宣称，他们为“普通、正派的人民”中的“沉默的大多数”代言，他们声称这一群体的利益与意见定期被那些骄横的精英、腐败的政客和喧嚣的少数派操控。民粹主义者代表人民大众的说辞在实践中遇到质疑，因为他们在选举中极少获得大多数哪怕是接近大多数的选票。但是，他们运用所有这些诉诸人民的不同形式，强调了他们依赖一种合法性框架的程度，支撑这种合法性框架的是大众权力观念，换句话说，是一种民主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