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全球化潮流风起云涌之时，一个直面全球化的问题和冲突、试图弥补和克服全球化的弊端、主张多样性和摆脱西方强制主导的非全球化运动相伴而生。全球化和非全球化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分野的背后，是价值观的相左。平心而论，简单地褒扬一方而斥责另一方都失之片面。尽管在力量相较中，全球化潮流拥有后者无可比拟的优势，然而，非全球化运动却有着毫不逊色的道义力量。这种道义一方面抵御着全球化所标榜的新自由主义伦理，另一方面它所体现的对弱势团体的关怀、对资本意志的抗争和对人类环境的卫护等伦理意蕴，都很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是对全球化进程中劳动重组现状的担忧。非全球化理论认为，资本的跨国流动和以此为基础的企业的跨国活动是全球化的典型特征。由于新技术的采用，尤其是在使空间缩小的交通和通信系统中广泛采用，生产的场所日益不受地理距离的限制。资本不仅寻找新的市场，而且寻求将新的人群纳入劳动力大军，其直接后果是出现了移民潮。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包括大量的知识精英流入发达国家，一方面增强了发达国家的综合实力，无形中攫取了后者的社会资本，同时也带来诸如劳资纠纷、文化认同、有组织的犯罪和种族冲突以及右翼势力抬头等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造成了一部分国家的边缘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边缘化是一种以空间上的排斥为特征的区分模式。边缘化导致了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异和严重失衡。更为值得关切的是，边缘化不仅基于种族、人种、性别和年龄的区别，而且日益凭借知识和信息的发展程度，因此，边缘化的趋势难以缓和甚至可能加剧。就目前世界而言，非洲无疑是边缘化受害最深的区域。边缘化阻碍了世界进入非洲和非洲进入世界的历史进程，它不仅使非洲丧失了自我发展的动力和机遇，降低了民族国家的威信和控制国家的能力，而且丧失了文化的尊严和自信。对此，有人评论道：“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当代国家的选择权在受到全球化力量的严重限制时去实现非边缘化。在非洲大陆上2.65亿人陷入贫困之中而逃避这种生存状态的前景又十分渺茫的情况下，我们的时代一个主要的矛盾就发生在加入全球劳动和权力的再分配的人们所在的区域与那些被排除在这个结构之外的人所在的区域之间”。[1] 其次是对金融资本取得支配地位的谴责。它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由于货币不受政治控制，一般也不纳税，以追求资本最大化为目的的金融资本具有更大的投机性。当金融资本上升为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最重要的标准并成为决定国策的不可或缺的依据时，拥有雄厚货币资本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通过控制利率和货币的价格，建立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确立了前所未有的优势。相反，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建立起相应的银行体系和以此为后盾的具有全球竞争能力的工业，不得不以典当财富或抵押资源的方式借贷资本，其结果不是使自身遭遇更大的风险就是使自身落入空前的债务陷阱。据世界银行、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和取消第三世界债务委员会的数字统计，拉美最近20年还本付息总共1.4万亿美元。整个第三世界加上东欧国家同期还债的钱达到4万亿美元，这意味着还债的钱是原来本金的6倍。而它们现在的负债额平均是其原来债务的4倍。拉美1982年以来偿还的1.4万亿美元，是其原来外债本金的5倍，但是今天的债务还是其原来债务的3倍多。[2]可见，全球化并不像其鼓吹者宣扬的那样，是互补双赢的承诺。在它的一极，是财富的迅速增加和资本的疯狂扩张，金融资本的野蛮掠夺限制和动摇着许多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在它的另一极，则是实际工资的减少，政府用于诸如教育、医疗和保险的支出降低，不少国家沦为贫困。应该说，当今世界的社会不公正现象触目惊心。 其三是对重建生活伦理的执着。伴随全球化进展的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是现代性的植入。现代性就是产生差异、例外和边缘化。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期，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上升为根本性的心理和社会问题。它集中表现为有科学，却没有一种智慧能防止科学研究的滥用；有技术，却没有一种精神能控制无法预料的危机；有工业，却没有一种生态学能战胜不断膨胀的经济结构；有民主，却没有一种道德能抵制不同的掌权者与权力集团巨大的权力欲。[3]对此，有人提出要树立崇尚道德的勇气。这种道德勇气要求每个人都要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他人负责，对共同体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我们可以拥有自由权，但在使用自由权时却不能损害他人的权利，相反，我们有义务向他人显示自己的公正和团结之心，并对给他人带来的好处或坏处负责。我们应当铭记，我们拥有权利，同时我们也有义务。[4]英国工党的著名理论家吉登斯则认为，伦理价值的转折应该是生活政治对解放政治的替代。这是因为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我们如何能够对社会生活予以再道德化而又不至于落入偏见呢？如果不存在超越历史的伦理原则的话，那么人性如何能够用无暴力的方式应付“真正信仰者”的冲击呢？对这类问题的回答，肯定要求一种对解放政治的重大重构以及对生活政治事业的不懈追求。他坚持人们应对生活政治保持足够的重视，因为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由此现代性导致的价值裂变方可以得到整合。[5] 其四是对新自由主义说不。新自由主义产生于二战后的西欧和北美。它鼓吹私有化，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对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是它在理论上的反动。在它看来，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扭曲了资本积累的正常流通和市场的自由运转，增加了交易成本，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力量过大的工会破坏了私人用于投资的资本积累的基础，由于工会日益强烈的工资要求及国家迫于其压力不断扩大的福利开支，降低了企业的利润，刺激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从而造成市场经济的全面危机；而福利国家鼓励的平均主义则破坏了公民的自由，扼杀了人们发挥才能的积极性，并使依赖于此的大众幸福不可能实现。[6]非全球化不依附于全球化所凭据的新自由主义的权力话语，它直面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所产生的诸如南北分化、贫困加剧、性别歧视、移民纠纷、犯罪高潮、生态失衡及环境污染等世界范围的严峻现实，提出通过广泛挖掘和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求，建立互惠的生产者合作网络，采用公平交易的体制，并推动银行向拥有很强的生产能力和技术但缺少资金的小生产者提供无担保资金及各项措施，[7]来捍卫民族国家的利益和公民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