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德政党理论与实践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0月23-24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和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共同举办。中德双方的专家学者围绕着宪法框架之下的政党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组织和党内民主、全球一体化影响下的欧洲政党、媒体民主进程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党政关系的现状与改革的走向、中国政党制度的若干问题思考、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互动共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社会转型中面临的挑战及其重大战略选择等课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一、德国政党出现“没落综合症”了吗？全球化进程中欧洲社会民主党面临哪些挑战？ 彼德·罗施尔教授来自德国格林顿大学，是德国最享有声誉的政党研究专家。他作了《宪法框架之下的政治党派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报告，报告介绍了德国政党的概况、政党所面临的挑战和如何应对挑战。他指出德国作为政党国家，党派具有五项核心功能：1、选择功能：招募和挑选政治精英。2、中介功能：党派就是这些特殊利益的代表，将来自社会的特殊利益融入政治体制中。3、聚集功能：均衡千差万别的利益和需要，协调一致，表明党派自己的立场。4、建立和平：在政治权力的斗争中，政党可以提供解决矛盾的协调机制，使国家内部矛盾能够和平解决，避免因民主产生战争，所以，政党有利于国内和平。5、行使权力：党派组建议会党团，政府，并且在德国的联邦体制下，协调各个不同层面（城镇—联邦州—国家）的关系。 罗施尔教授概括了有人提出德国政党出现“没落综合症”的十个方面症状：1、党派的多样化令其在政治纲领方面几乎无从区别。党派越来越脱离社会，他们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悬浮肿瘤”。财政上，党派依赖于国家，而不是社会。2、鉴于社会发展变化，原有的社会阶层瓦解了。社民党内工人比重越来越小。3、成员数量下降。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成员一百多万人，现在只有六七十万左右的成员。党内积极分子的数目也相应下降了，只占党员数量的10%-15%。4、成员、领导人趋于老龄化。5、政治职业化，不再需要业余者参与。6、年轻一代人愿意参加一些新型组织，不愿意参加政党这类大型组织，不愿受到大型组织的约束。如有些年轻人愿意参加邻居合作组织这类小型组织，如不喜欢还可以换一个组织。7、选民的不确定性增强，固定选民比例减少，自由变动选民增多。8、参加选举的人数下降。9、党派出现政治丑闻，他们要对政治丑闻（尤其是党派融资丑闻）负责。这样政党在人民中失去了信任。10、党派权力的过度膨胀，形成垄断。 罗施尔教授认为“没落综合症”的每一个指标都可以有所缓和，得到限制。政党没有没落和危机，但政党必须改革、调整，由新型政党取代原有的人民党和会员党的形式。新型政党特征为：1、媒体政党。党派内部的沟通和意愿形成主要通过（电子）媒体完成。代表体制被日益剥夺权力。2、职业化的服务党派。他们主要提供以下三种服务：资助和进行选举；挑选政治精英；统治议院、内阁和管理机构。3、议会党团型党派。议会党团不仅是政党的权力中心，而且党派的组织资源和财政资源也越来越集中在议会党团、内阁和管理机构。他认为，由于社会变革以及伴随社会变革而出现的政治变革，政党在履行其核心功能时的作用相应削减了，这样就使得公众看来政党处于危机当中。但关键是没有任何机构能够取代政党，不管是协会，还是市民自发组织、非政府组织都不能够一揽子取代政党的核心功能。 罗施尔教授还作了《全球一体化影响下欧洲政党之比较》的报告。报告指出：西欧的政党体系在过去的十年里开始动荡起来。传统的政党家族自由党、保守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受到了来自绿党、右翼平民党、左翼分裂党派的竞争挑战。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看上去受到冲击，以至于社会学家达仁多夫断言21世纪是社会民主党的末代世纪。上世纪80年代，欧洲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失利，在法国、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所有的党派，尤其是左派，面临五大挑战：1、全球化，一个尽可能从社会和政治监控中“解放”出来的极端市场的回归，市场上关注的是各民族竞争中企业的地域优势。2、传统工业社会、生产社会的危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统一走到其尽头。3、公共经济和私营经济相对存在，国家不再从政治上干预经济。4、遗留下的欧洲社会福利国家模式的结束，社会福利项目无力获得资助。5、由于欧洲一体化，民族国家的权限归于欧盟。作为成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前提的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走到末路。 他指出，面对这些挑战，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存在三大问题。其一、活力和生机的丧失。1、社会民主党的生存环境受到侵蚀。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源泉原本是其建立在技工岗位并通过一个组织网络，共同的世界观，信仰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环境。随着生产社会的结束，团结一致方面越来越少，生活方式出现个性化和多样化。2、组织的衰退。成员和领导数的减少。党的老化，特别表现在无力争取赢得年轻人和妇女。领导和代表体制瓦解。3、社会联系网络产生了裂缝。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如英国工党对英国工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瑞典的工会也不像以前属于社会民主党了。其二、社会民主党理想价值观的缺失。社会民主党缺乏对另一个更好的、更公正的社会的设想，民主更多地被视为挑选精英的方法，不再看作社会和经济原则；实用主义在行为层面被遵循；社会民主丧失其“社会公正”的权限。社会民主党政府同样对腐败缺乏抵抗力，它在道德上并不高于资产阶级的党派。随着全球化和欧洲化以及被视为必要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进程，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其对立的基督教民主保守党、自由党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党纲的越来越接近。其三、社会结构基础的丧失。欧洲社会民主党对自身的社会根基不再确定。技工时代的结束，工人、小职员人数下降，社会基础受到侵蚀。社会阶层分化出新的中产阶级和“新的贫穷者”。而他们感受到并没有被社会民主党所代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均走向中间位置，忽视边缘位置，这也为右翼平民党的崛起提供了便利条件。对社会不满者和已脱离社会的人倾向不参加选举。低参选率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是最严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