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是高放先生自1980-1999年20年间撰写的76篇文稿集结而成，其字数累达77万的一本厚实的学术著作。一个从新中国刚诞生起就埋头政治理论教研工作——勇于思索、孜孜不倦，不畏磨难、守望独立的学者，在学养经年、进入知“天命”的岁月后喷发出来的思维结晶，凝聚着他矢志开拓社会主义政治学的深情厚意，展示着他关于推进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诸多建言的深度广度。 1 以政治学研究的学派而论，高放无疑当属执意坚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并力求扩展其理论阵地的思想家。在观察、解析重大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时，他所乐于的、并能娴熟运用的思维武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和观点；他所阐释的、有所创意的见解，都有源自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精髓实质的鲜明观照。可以说他确实是勤奋地、真诚地“终生为马克思主义呐喊”（该书第958页，以下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的发展努力注入新的内容的学者。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涉及广泛的范围，具有深邃的内涵。但在“左”害肆虐的时候，人们被告知的、反复灌输的只是其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矛盾、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以及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内容。而马克思主义论述的关于民主、共和、宪政、自由、平等、博爱这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学概念范畴则一概不见了，或不甚了了，难求真谛，以至于造成这样的误区：民主、共和、宪政、自由、平等、博爱只属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给予不断地揭露、批判，而丝毫用不着借鉴、发展，似乎社会主义自身根本不必去研讨民主、共和、宪政、自由、平等、博爱的问题。因此，当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发生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政治学界的当务之急，就是真实地展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全部面貌，正本清源，把被歪曲颠倒的原理重新恢复过来，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研究重点。高放正是由此而起步的，在《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中，他的大量文章都集中于探索民主、共和、宪政、自由等这些重大的、富有价值的理论难题。 从民主着手，是作者研究和弘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念的切入点。可以说，民主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和瑰宝。马克思主义阐发的政治要求，在本质上是主张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走民主的和平道路取得政权、用民主的方式措施管理国家和改造社会。他们之所以一再强调暴力革命、武装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完全是因为资产阶级不肯实行民主制，对人民群众一味采取欺骗和镇压的手段，人民群众忍无可忍，只能以暴易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旦资本主义实行民主制度，人民群众当然可以运用民主的手段进行合法的斗争。恩格斯在晚年就讲道，1848年时的进攻方法，现在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恩格斯对当时在德国出现的以普选权为中心开展斗争的策略甚为关注，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普选权这种形式工人阶级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它是检验工人阶级成熟与否的“测量器”。实际上无产阶级人多势众，对少数的资产阶级占有明显的选票优势，如果它还不能在民主普选中获得胜利的话，那么就只有在加强自身组织和提高领导能力上下功夫了。只要资产阶级不采取专制的手段而实行民主治理的方式，无产阶级就同样不必采取暴力的手段而转以民主的方式应对之。时至今日，我们对于西方国家中的民众，又还有什么理由苛求他们仍要通过举行暴动，以流血牺牲的代价达到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目的呢？ 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中本来就蕴涵着民主夺权的强烈指向，那么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就更应该自觉地遵循民主的规则，尽快地健全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制度，形成良好的民主秩序氛围。由于现实社会主义都是发生在经济文化落后、政治民主贫乏的国家，都是通过武装斗争的途径取得胜利的，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怎样发扬民主精神、开展民主活动、实现民主政治，在缺失民主传统、没有自己现成经验的情况下，必须认真地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诚然，无产阶级的民主服务于千百万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民主服务于极少数资产阶级，但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民主不需要从资产阶级民主中借鉴民主的形式、程序和机制。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不仅有阶级内容，而且有一定的形式，离开一定的形式，内容就落空了。”（321页）高放认为，实行公民选举、候选人进行竞选，构成民主政治的基石，抽掉选举和竞选这样的环节，就没有民主可言了。他多次申明这样的理路，资产阶级选举和竞选中固然有金钱政治、哗众取宠的缺陷，但这不能是我们可以拒绝选举和竞选的理由。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把选举和竞选搞得公正、真实、热烈、一丝不苟、没有铜臭味，岂不更好吗？因洗澡后泼水连同盆里的小孩也一起倒掉，那才是不合逻辑的怪论。 没有民主，也就没有共和、宪政。既然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质在于民主，他们认定共和政体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形式也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了。高放把共和国与君主国二者之间的区别，简洁地表述为三个方面：一是划分权力、相互制衡和一人专权、不受约束的区别；二是民选和世袭的区别；三是任期制和终身制的区别。宪政，即是以宪法为准绳，构建国家政府，治理国家社会的立宪政治。宪政是共和躯体的灵魂，不实行宪政，共和不过是一块招牌。归根到底，在共和与宪政中，始终跳动的是民主的脉搏，贯穿着民主的基调。共和与宪政是以民主为基础，以民意为依据，以民心为向背，民主和法治相结合的政权稳定、更迭有序的民主政治、良性政治；而君主国则是独裁的、高压的、暴力的、不稳态的专制政治、恶性政治。 其实，比民主更深一层次的是人的自由，民主的根基在于自由。自由，首先是心灵自由、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它是不应受到任何约束的，如《国际歌》所唱的要让思想冲破一切牢笼。民主，必须坚决地承认和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思想自由，则完全不必顾虑少数多数，不必害怕也不应因言获罪。思想自由的力量，在政治领域的活动中能为彻底地贯彻民主原则铺平道路。作者在书中论证我们党要在党的报刊形成自由探讨理论和政策的风气时，转引了恩格斯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论及自由，当然不仅是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且是人的全面自由的获得，这是马克思主义规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的前提和主旨。对此，高放作为长期研究《共产党宣言》的专家不可能不深得其味。正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形成这样的思想，未来社会将是“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