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不但挑战了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常识，也对其研究前设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学研究本身成为一个需要不断加以反思的对象。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尝试以简约方式勾勒中国政治学研究的若干重要变化，以及经由这些变化(和不变)所形成的多元格局。基于这一事实，本文建议“将政治共同体带回来”，作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这一调适带来新的研究视角，有可能为分化中的中国政治学提供一个共识建构的平台——在政治共同体、国体和政体的三维平衡中，思考中国政治的发展问题。 一、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三大转变 自学科恢复以来，中国政治学的知识进路深受海外比较政治学的影响，在理论、方法和学科设置等方面皆是如此。因此，欲理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演化脉络，一个很好的切入方式是考察新旧世纪交替前后比较政治学的基本变化。 在诸多变化中，与本文议题相关的主要是以下四个：(1)第三波民主化研究的关注点从竞争性选举转向“民主质量”以及对民主标准的重新思考，以作为对“劣质选举”的回应；(2)研究重点从“选举民主”转向“治理/善治”，重视国家能力的问题，以作为对“失败国家”的回应；(3)论述中心从“中国崩溃论”转向“威权弹性”，以作为对“中国崛起”的回应；(4)从第三波民主化的推手转向对自由民主制进行自我反思，以作为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民粹政治的回应。 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反思和调适是研究范式在遭遇危机时通过更换保护带的方式来维护理论体系的内核。这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亦是学术研究中的常态反应。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这些调适在自由主义知识大厦的天花板上开了一个天窗。 对于中国政治研究而言，这个天窗具有天然的破坏性/创造性。因为对于西方主流理论而言，中国亦已成了一个难以处置的“例外”——在现有知识的棋盘上，没有安置它的格，不知道往哪里放；更准确地说，是放在哪儿都有问题。例如，西方学者用来描述中国政治的术语可谓五花八门，诸如“威权+市场经济”“列宁主义政党+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威权主义”等，不一而足。在中国加入WTO组织15年需要“转正”时，西方主要国家又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其间的矛盾和纠结令人颇为感慨。 在某种意义上，“重新认识中国政治”的命题便是在这一语境下生成的。尽管国内早有学者强调政治学研究的自主性，破除对西方教科书的迷信，但这一观念成为当下学人较为普遍的自觉意识，应当是本世纪发生的事情。由此，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出现了与比较政治学相呼应的有趣变化。作为政治学从业者，我们见证并亲历了这一转变过程——海外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天窗”是如何转变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大门”的。为了便于叙述，我将这些变化归结为以下三个类型： (一)从模式套嵌转向本土研究 所谓“模式套嵌”就是将西方教科书中的概念和理论直接运用于中国；如果中国的经验现实与书本上的标准答案不同，那么需要改变的是中国的经验现实。当初不少学人(包括笔者)是基于这一理念来想象“政治体制改革”的。在某种程度上，“制度主义”在学界的广泛流行亦与此有关。 细究起来，这一理念隐含了三个重要假设：一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是普世的；二是体现这些价值的制度形式是普世的；三是渐进改革就是以中国方式呈现这些普世的东西。第一个命题涉及政治哲学，第二个命题涉及政治科学，第三个命题涉及政策方法论。可见“模式”是一个包含了价值、理论、方法和政策建议的知识复合体。 从“模式套嵌”到本土研究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从逻辑上说，有两个重要的转机：一是模式套嵌的失败后果所引发的反思；二是在模式之外采用其他方法却取得了意外成功。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有幸同时拥有两者：苏联的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从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了转变的契机。 转向本土的经验研究意味着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教科书上的理论出发。出发点的置换带来了相应的变化：现实世界从启蒙和批判的对象转化为客观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研究方法的重心也开始从演绎法走向归纳法。当然，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理论不重要或启蒙失去了价值，毋宁是指，理论不是凌驾于现实的抽象物，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来实现理论的指导价值，并且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来实现理论自身的发展。这一背景为学界倡导的中国政治学研究本土化提供了丰沛的养料。 (二)从病理分析转向生理分析 “模式套嵌”的缺陷有助于引导人们转向本土的经验研究，然而不能将中国政治的经验分析归因于“模式套嵌”的结果。事实上，经验分析具有自身的独立起源。逻辑而言，任何关于改革的话语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现实分析作为前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亦是如此。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事例。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系统地梳理了既有体制所存在的各种弊端。这一讲话为后来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当时的氛围下，学界做了很多的相关研究，涉及历史、现实和比较等不同维度。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经验维度的描述和研究大致可归为“病理分析”。因为有病，所以要医。在这个意义上，没有病理分析就没有改革。如何改革？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答案：打破封闭，开放视野，学习西方，大胆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由于当时中西之间的差距较大，学者的认识相对简单，看到的更多是自身的缺陷，不能用今日之心态来看待当时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