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代表理论往往将脱胎于代议制民主的“标准解释”视为蓝本，注重“委托—代理”式的关系研究和制度分析。然而，随着现代社会发展，政治行为主体日益多元化，公共决策日益动态化、复杂化，代表的作用也越来越脱离原有研究框架的设定。传统规范理论与当前经验研究的脱节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标准解释”，将研究视野转向社会场域下的代表过程研究。代表不再被当作是对静态给定的选民利益偏好的遵循和再现，利益偏好在某种程度上是动态建构的结果，而代表者与被代表者这两种角色也都在代表过程中被持续地建构和再建构。由此，西方代表理论经历了一种“建构主义转向”①。但是这一转向需要面对如何防止政治操纵和虚假代表、如何在超越选举制度后确保代表的民主属性等问题。汉娜·费尼切尔·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曾经开创性地对代表概念进行了全面阐释，展现了其“标准解释”的内涵，并强化了“静态假设”。另一方面，她也部分地认识到了代表的能动作用，并对之持有疑虑。本文借助对皮特金代表理论的重新审视，试图梳理建构主义转向的过程和内容，并分析其在当前面临的挑战和新的理论可能，以期裨益于我国理论界对代表问题的关切。 一、缘起：“标准解释”的断点 西方传统的代表理论研究主要围绕其代议制民主实践展开。尽管有着较为漫长的历史，这一理论模式直到近些年才被概括为一种“标准解释”。具体而言，这一解释有三个关键性特征：基于地域(选区)的选民与代表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特定场所(如议会)内的代表权力的行使和问责、基于投票权的政治平等。② “标准解释”为人们理解西方的代议制传统提供了简明扼要的框架。然而，当代民主的发展演变却越来越趋向于塑造一种新的政治图景，从而日益脱离了这一理论框架。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大量非地域的、超地域的乃至国际性的政治行为主体日益活跃，各类新兴行为主体都在针对相关议题提出代表主张，发挥着代表性的职能。另一方面，公共议程所涉及的议题日益专业化和精细化，迈入信息时代的集体决策越来越需要倚重各类专家群体和利益相关者的专业分析和数据支持。主体的多元化和决策的专业化使代表行为日益呈现出非中心化的趋势，传统的选举代表在以选民的名义行动时，越来越容易受到相关代表性组织和专家群体的审视。代表行为的非中心化突破了“标准解释”中代表与选民之间一对一的“委托—代理”模式，在选举体制外涌现的各类非正式代表使得“标准解释”中政治代表与选举制度和投票权的捆绑日益受到质疑。这一切都“日益弱化了代理人的权力及其按照选民的利益代表其行动的能力”③。传统的民主代表图景正变得模糊。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立足于“标准解释”的传统代表理论。由于将视野主要限定于与代议制政府相关的一些重大而常见的问题，如选民与代表之间关系的性质、选举以及代表制度的改进等，传统代表理论只是描绘和证明了选举制度下大众民主的一种规定性特征。但是，在当代民主代表日益呈现出新的图景时，这种传统理论和传统视野与之日益脱节，其解释力也日益捉襟见肘。“标注解释”抵达了一个“断点”(breaking point)状态。④ “标准解释”与现实的断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代表实践和相关讨论已经从政治制度层面外溢到社会场域。所代表的议题从地域性的转变为普遍性的，审议场合从正式的政治机构扩展到社会公共领域，参与审议的主体也从正式的选举型代表扩展到包括各种非正式代表在内的多元社会角色。因此，人们需要从代表所处的社会场域的多元性和动态性出发，对代表的内涵和作用给予新的解释。 经验研究的成果进一步促使人们反思传统代表理论的前提。皮特金所提出的长久以来被奉为圭臬的定义将“代表”(representation)理解为“re-presentation”，也就是“使事物再次呈现”(make present again)。⑤这一概念所预设的前提是不言而喻的，即存在着一个相对静止的“真实”事物，代表就是对这一先在的“真实”的遵从和再现。由此，之前人们对代表理论的关注更多地被导向了制度研究，以求寻找一种更好的使得“真实”再现的方式。而新的经验研究成果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规范理论的这一认识前提：公民意见和群体身份并非只是简单地“被发现”或者“被提炼”，而是在沟通和决策过程中通过参与主体间的动态互动而形成。⑥经验研究对规范假设的挑战刺激人们开始寻找新的认识框架。一些学者开始借鉴后结构主义理论，认为不应当追求对“真实”静态的呈现，因为人们对“真实”的认知和呈现是一个主观过程，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色彩和背景依赖。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代表涉及的是真实的组织，而非真实本身”⑦。从这一新的认识论出发，代表理论应当更多关注代表本身的“表现”(performance)⑧.关注代表关系在社会中被建构的过程，以及这一建构过程对名义上的“被代表者”——即社会中多元化的大众及其利益偏好——的组织动员能力⑨。由此，代表理论开始了“建构主义转向”。 因此，来自时代环境、民主实践和经验研究的倒逼，促使了“建构主义转向”的出现。在“标准解释”抵达断点、经典假设面临质疑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开始寻求一种更具解释力和适应性的新范式，“来理解代表呈现了什么，而非代表是什么；来考察它所希望产生的影响，而非其制度实体的效用；来强调它的动态特征，而非对其正确的理解模式和类型”⑩。新范式的形成往往与对经典作家的重新审视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