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对“公民”(citizen)一词有了较为规范的定义：具备一定的国藉，依照该国宪法和法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自然人。相应地，“公民权利”(civil rights)是指一国公民的法定权利。这里有一个疑问：公民最初出现于何时？根据定义，最初的公民似应出现在国家、法律以及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之后。那么，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界限呢？对此，学界一般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民的概念最初出现在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国家，其中享有公民权利的只有当时社会中的少数人（注：持此种观点的代表性讨论有，杜力夫：《公民与公民权利再探讨》（《当代法学》1997年第3期）；黄洋：《市民社会的历史渊源》（《读书》1997年第5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有在民族国家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和公民权利（注：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讨论有，唐琮瑶：《论公民》（《海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这两种观点自然都有它们的道理，但由于没有以这两个概念的历史演进为依托，似显得各有所偏。本文则试图从历史源头出发，分析它们演变的历史过程，以期达到对上述两种观点的有效整合。 一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公民资格”(citizenship)词条的解释是：“它主要用来表示在现代民族国家发展中的个人身份”[1]（第115页）。我们知道，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产生于15、16世纪。当时，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国家正逐渐摆脱王朝的统治，民族开始成为新型国民关系的象征，同时也是不受君主统治的社会成员彼此间联结的纽带。将公民的产生定位于此时，倒是暗合于不同类型政治文化的分野。以阿尔蒙德、维巴为代表的政治文化研究者通常将社会成员区分为村民、臣民和公民，分别对应于原始社会的偏狭型政治文化、前现代政治体系的臣属型政治文化和现代国家的参与型政治文化。这一暗合的内在逻辑是：在非现代社会，个人作为氏族成员或君主的臣民，其法律地位不明确，且往往只有服从的义务，而无相应的权利；只有在现代（尤其是宪政）国家，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权利才能得到明确的认可与尊重，公民资格才有实现的可能。 然而，诸多不得不面临的疑问是：在前现代社会，具体地说，在城邦国家(city state)中是否就不存在“公民”了呢？在前现代的政治思想典籍中大量出现的“公民”一词所指为何？作个更进一步的追问：相对于人、人民、平民、国民这些概念来说，公民的特质究竟是什么？ 从词源学上看，“公民”一词源于希腊文“波里德”(civis)，原指属于城邦的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正是若干公民的组合”[2]（第109页）。他对公民的定义是：“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2]（第113页）。于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民”首先强调的是要有参与城邦权力机构的权利。那么，哪些人可以享有这一权利从而能够成为城邦公民呢？在他看来，侨民和奴隶显然不得称为公民，儿童与老人也不能算做“全称公民”，因为这些人“只有诉讼法权或不完全的诉讼法权”。他进一步指出，“这个定义，对于一切称为公民的人们，最广涵而切当地说明了他们的政治地位，……那些人们如果一旦参加城邦政体，享有了政治权利，他们就的确是公民了”[2]（第115页）。这里，“享有政治权利”第一次成为公民资格的必要条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公民资格所受的严格限制，因为，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即使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也并不必然会同时丧失公民身份。然而在古希腊，就连职业的优劣差异也可以使得一个人不能成为公民。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最优良的城邦型式应当是不把工匠作为公民的”，因为工匠不大可能具备“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这一良好的公民品德。同样，“忙于田畴”的农民和“从事贱业”的商贩也不能作为理想城邦的公民，因为“他们没有闲暇来培育善德以从事政治活动”。这样看来，在一个亚氏理想城邦中，要成为公民须要具备有权参加城邦职司、既能被统治也能统治的善德、有闲暇以培育此善德等条件。总的说来，从事政治活动、享有政治权利无疑在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定义中占有较大的意义份额。 当代美国学者萨托利认为，“人民”(demos)一词似乎一开始就不是明确无误的[3]（第23页），这一点似乎自古如此。从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分类中可以看出，人民是由各种混杂的人群组成的。在多数情况下，它用来指代城邦的全体居民，其中当然包含公民。“平民”一词则主要用来指称无产的贫民群众，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由无产的贫民们执掌最高治权，则为平民政体”[2]（第134页）。平民与公民的关系得由政体的类型来决定。在平民政体中，平民同时也是公民；而在其他政体中，平民则未必是公民。人民、平民、公民三者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的集合图来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