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漫长的冷战，在20世纪9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崩溃，正当世界范围的自由主义者庆祝胜利的时候，俄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伯里斯·卡加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1958-)表示，“正如左派那样，资本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1998年，亚洲‘四小龙经济体’和俄罗斯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左派危机贯穿于20世纪90年代。不过，仅以常识观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已昭然若揭。”①换言之，尽管社会主义正在面临危机，但是资本主义也好不了多少。这同尼克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1936-1979)的见解不谋而合。 普兰查斯是出生于希腊的当代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发表有《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1973)、《法西斯主义与专政》(1974)、《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1974)、《专政的危机：葡萄牙、希腊和西班牙》(1975)、《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1978)等著作，对阶级、国家、权力、专政、意识形态等现代性问题的研究颇有建树。1979年，他因对社会主义感到绝望而自杀。虽然英年早逝，但他预见到了全球化即将引发的现代国家危机，揭示了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国家角色变迁。波柏·杰瑟普(Bob Jessop，1946-)这样评价普兰查斯的学术贡献：“普兰查斯在国家理论方面的突破依赖于他受到三股针锋相对理论思潮的影响……法国哲学、意大利政治学和罗马-日耳曼法学。他以独特方式把它们综合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之内。”② 鉴于普兰查斯以现代国家危机理论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在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的独特地位，本文研究的主题是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它围绕普兰查斯提出的“国家是阶级权力关系的缩影”这一核心假设展开。本文的基本框架是，首先，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想家有关现代性危机的各种诊断，引出普兰查斯的独特见解，证明普兰查斯政治哲学的特殊价值。其次，我们将梳理普兰查斯对代议民主制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相似命运的考察。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代议民主制对人民当家作主都是根本性的。而代议民主制的失败，是人民民主权力的丧失，表明当代国家在政治上面临合法性危机。第三，我们将考察普兰查斯对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政策的研究，所谓的福利国家危机及其具体表现，普兰查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提示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本质，认为健全的福利体系实际上掩盖了国家对社会的压迫和对民主价值的侵犯。第四，我们将考查普兰查斯通过民主政治再造克服现代国家危机的策略，探讨国家角色再造的含义。最后，我们将对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的学术价值及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做出评价。 一、现代性危机及其诊断 在现代性危机和经济全球化双重交击下，国家主权和国家角色面临严峻挑战。当代西方哲学家在谈论现代性危机时多以承认现代性基本价值的合理性为前提。无论福柯和哈贝马斯，还是罗蒂和德里达，他们并不真正怀疑现代性的基本合理性。比如，尽管福柯抱怨权力、理性和知识的合谋，认为那种合谋导致权力无孔不入，理性战胜非理性，正常世界战胜癫狂世界。但在福柯看来，现代性危机不是表现为权力的合法性危机，而是表现为权力在理性和知识辅助之下的全面胜利，是疯狂者受到常规社会无情的监禁、奴役、欺侮和羞辱。“因为权力是恶的，它只能是否定的。”③“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对权力运行的方式和权力的功能仍然知之甚少。”④现代性把整个人类明确划分为两类人，理性人和他者。他者要么接受理性的规训和惩罚，要么接受理性的改造，成为理性人的成员。这是理性带来的恐惧，也是知识带来的恐惧，权力像毛细管遍布个体生命的每一寸肌肤，对个体生命及其身体实现完全的统治和控制。所以，否定权力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资本主义社会把整个人类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西方工业化社会里，‘谁施行权力，如何施行权力，向谁施行权力?’这些当然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⑤因此，“权力是必须给予解决的问题。”⑥正如沃尔泽评论那样：“福柯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既是一名道德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一名政治无政府主义者。对他而言，道德和政治相辅相成……废除权力体系，就是废除道德律令和学理章程：万物随之而逝，夫复何有?”⑦ 哈贝马斯在讨论现代性危机时，纠缠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权衡，认为那场危机是工具理性取得胜利而价值理性被拒斥或忽视的过程。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危机不是工具理性危机，而是价值理性危机，是工具理性胜利和价值理性失败的过程。哈贝马斯对价值理性的合理性从来没有质疑过，试图通过提出一套基于商谈伦理的民主协商制度，来化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或权力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就国家权力层面而言，哈贝马斯提到：“行政权的独立对应于边缘化的立法权。这种独立不是常规任务增长的单一结果。它蕴含着国家要同社会亚体系、大组织、联合体等进行讨价还价，后面这些事物在很大程度上抵制着法律律令……国家主权被削弱到了这样的程度，有力合作蕴含于未获授权的政治权威的实施之中，蕴含于没有迫使政府权威担负其本应担负的常规责任。”⑧ 罗蒂关于现代性危机的论述要模糊得多，认为像哈贝马斯那样执着于价值理性和形而上学的努力是不值得的。即使存在价值理性，也可以有非形而上学和文学的实现方式，而不只是传统理性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实现方式。罗蒂不拒斥或反感权力、理性和知识的合谋，只是提倡以民主方式来实现那样的合谋。“鉴于人类完美变成了私人关怀，我们对他人的责任变成了，允许他们留有尽可能大的空间去追求这些私人关怀，允许他们去崇拜自己的神灵。宗教宽容传统拓展了道德宽容。”他们都担心，理性过分强大、国家权力或力量过分强大将不利于人类自由和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