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谈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在报章杂志上日益增多。然而，即使人们谈论的是相同的东西，他们所真正期望的却可能大相径庭。人们对于一个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认识，往往囿于近期的历史所给予的印象。而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恰恰不是一种常态，而且恰恰由于它离常态非常之远，它对于人们的影响就特别地大，使得人们甚至看不到本应作为常识的常态。我认为许多中国学者对于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平均主义等概念的认识是相当混乱的。把这些概念搞得清楚一点，无论对于认识我们的现在还是开拓我们的未来，都会有好处。 一.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 民主制度并不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它甚至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从大的原则看，民主制度讲的是平等，而资本主义讲的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而且，民主制度讲的平等并不仅仅限于政治领域，也并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给予人们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究竟什么是公平的起点本身是有相当大的争议的），民主制度必然是会用它的相对平等的政治权力去纠正资本主义竞争的不平等结果的。从逻辑上说，相对平等的政治权力必然导致相对平等的经济分配，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里已经认识到了。从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实践看，民主制度也是起到了使经济分配平等化的作用的。当经济分配过度不平等的时候，人民会投票选举主张利用政治权力将经济分配平等化的政党上台。除此之外，民主制度也允许人民结成工会等组织，以组织的力量要求从资本主义体系中分享更多的成果。当然，过分的经济平等确实会影响到效率，因而人民又会选举主张自由放任的政党上台。而当经济分配过度不平等时，要求加强政府权力对于经济分配的控制以使其平等化的呼声就会提高——目前在美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呼声。而在几十年前，民主制度造就了许许多多的福利国家，美国也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例外，美国人所享受的社会福利是相当广泛的，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而不是收入，但真正重要的恰恰就是生活水平，或者说生活方式）是相当接近的——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是美国社会的基本保障，他们深为目前出现的生活水平距离拉大而感到不安，认为这是对美国社会的一个威胁。因此，如果一个人害怕平等（包括经济平等），他本应当是害怕民主制度的。政治领域的民主对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的这种制约保证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的平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用不着政府在具体经济管理方面发挥作用，这也保证了政治领域的权力不会过度集中于官僚体系之手，以至动摇民主制度。这是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结构相互制约的基本机制。如果你仔细看一看中国的许多主张民主的知识精英的观点时，你会发现，他们往往对于平等——至少是经济平等——是极为反对的，他们指望民主能进一步打破“平均主义”，给处于上层的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他们对于一般大众是相当反感的，时时不忘攻击“民粹主义”。当他们谈论“民主”时，不管他们自己清楚不清楚，实际上他们谈的是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并不一定需要民主制度，这一点从人类历史看是很清楚的。如果说，在20年以前，民主制度还有可能打破当时确实在中国存在的相当过分的经济平均主义的话，那么到了今天的中国，民主制度更可能纠正的是过度的经济不平等。中国许多主张民主的人士对于这一点看不清楚，我们往往看到一些在政治上主张民主的人在经济上是反对民主制度实际上有可能给中国带来的经济结果的。 这种认识偏差当然是与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实践是有关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实践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子，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这种特例不大可能再出现了。 二.超强意识形态制约的特例 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结构是政治权利的高度集中与经济利益的相对平等。这从人类理性看本来是一个极为不可能的状态：很简单，为什么掌握了极大政治权利的人们要约束自己享受极大的经济利益呢？他们本应该主张与自己政治权利相称的经济利益。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们至少没有充分主张这种经济利益——他们享有许多特权，但至少这种特权的继承性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财产权。维系这一本来似乎不太可能的平衡的力量是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而当这一意识形态淡化时（它必然会淡化，但这不是本文的主题，恕不在此讨论），这种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内在紧张就凸现出来了。这一点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中起了相当巨大的作用。如果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中高级官员们不是认为社会主义的财产权制度妨碍了他们取得与他们的政治权利相当的经济利益，他们本是会出来捍卫原来的制度的。如果那样，胜败的结果很可能与今天极为不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例外。更为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是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相一致的结构，政治权力的集中必然导致经济利益的集中，可以说，在人类的绝大多数历史时期都是这种情况。然而，20世纪的这个令人印象十分深刻的例外使得人们，特别是中国人，忘记了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认识到了的数千年以来的常识。 中国的创举在于证明了要实现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一致性，前苏联和东欧的办法并不是最有效的，如果能维持既存政权，这一转换会做得更好。同时，中国的作法也确实减少了对于生产力的破坏，在一段时间内实现了双赢的局面（相对于前苏联和东欧），这就使得政局得到了较好的维持。但从长远看，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结构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 三.现代社会所必须的平等 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几乎在地球的所有角落，人分为不同等级的观念不再被接受，现在还看不出有会从这一点退回去的任何迹象。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与现代的基本价值观是不太一致的，而它的国民却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持有平等的基本价值观。中国社会的政治权力的分布一直是相当不平等的，而在意识形态的约束力降低之后，经济利益的分配就变得与政治权力的分布相一致，也越来越不平等。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结构缺乏充分的包容力以整合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