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政治行为的界定和社会学研究方法 探讨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首先需要对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做出界定。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改变现状的诉求程度——来界定各种不同的政治行为。革命的组织化程度很高，要求改变现状的诉求也很高，而且在体制外；集体行动的组织化程度很低，但要求改变现状的诉求不高；社会运动要求改变现状的诉求不如革命高，组织化程度比革命要低，但比集体行动要高，制度化程度则分化很大，有的社会运动完全在体制之外，但今天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社会运动已经被制度化了。比如在美国，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罢工基本上是不合法的，是要受到镇压的，但现在在美国罢工已经被合法化了，甚至不再像是社会运动，而是利益集团政治。 这种界定方法与今天美国主流教材对各种政治行为的定义不同。美国学者认为革命理论是革命理论，集体行动理论是集体行动理论，这种分化实际上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对美国人来说，大量的制度化的和半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才是他们的主流。但是中国社会更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革命还有可能，集体行动很多，社会运动还没有制度化。所以，笔者则把这三类政治行为看作是一个连续统。这种处理的好处是，可以使社会特别是政府注意到这个事实：现在中国的关键问题不是不让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出现，而是如何将其制度化。2005年中国百人以上的集体事件就有4.7万起，而且呈逐年增加趋势。如果不能将它们制度化，一旦政府控制力下降，经济衰退，又出现了大型的话语，集体行动就很可能“跨过”社会运动，转变成革命。 比如何界定概念更重要的，是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去研究社会运动。方法论基础薄弱，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都是普遍的现象，尤其是，社会科学家处理的现象要比自然科学复杂得多，但是社会科学家的科学素养往往比自然科学家低。笔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心应该是解释而不是解读。解释和解读各有长短，但解读方法的弱点是，解读基本上不比较，它得出的知识就缺乏这种方法论上的保障。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杜赞奇，甚至福柯、布迪厄等人采用的都是以理论为核心的解读。他们往往创新出很好的大词（phrase），比如“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日常反抗”（everyday resistance）①，但是由于遵循的是一致性原则，他们的理论就无法证伪。譬如，同样是“磨洋工”这样的日常反抗，为什么不同村庄、宗教的人“磨洋工”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有的人“磨洋工”会成功，有的人会被老板开除？再比如杜赞奇，他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个被构造出来的超级文本②，但为什么第三世界国家当时都在阐述超级文本，中国的就能成功？为什么清末民初中国的“超级文本”那么多种多样？同样是“超级文本”，梁启超、章炳麟、孙中山等人的“超级文本”是否是一样的？为什么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最后实际上采用的都是梁启超的包容性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 其次，由于没有比较，解读往往会被发展成“滥读”。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最近写了一本书，讨论中国古代妇女小脚上的绣花鞋。她的主要观点是，妇女缠小脚和穿绣花鞋增加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她是怎么得出这个匪夷所思的结论的呢？原来，她认为，女人穿上绣花鞋的病态会唤起男人的怜爱，绣花鞋上的花纹会男人十分欣赏，于是绣花鞋变成了一种权力的载体来控制男人。的确，是有女人会这样算计，但一个女人完全可以利用她的容貌和社会交际能力来控制男人，为什么非要用绣花鞋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缠小脚和绣花鞋反映的是男人对女人的集体性压迫。 最后，由于以理论为导向，这种解读往往很难做出纵向的学术积累。比如萨义德的“他者化”（the other），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好的词，发展到最后，结果变成了一个标准解读范式，被当作公式千篇一律地使用，结果不仅发达国家看待发展中国家戴着有色眼镜，而且发展中国家看待发达国家也戴着有色眼镜，这就又成了一个他者化。这就好像女孩子的时装一样，今天是红裙子流行，明天是蓝裙子流行，大家都在跟风。 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应该基于解释传统进行讨论。社会科学方法内存在两个本体论性质的问题，第一，什么是人，第二，什么是结构。对于人和结构这两个维度，我们均可以建立经验性的或形式性的假设。两者交叉结合，于是社会科学就有了四种解释方法（表1）： 表1 社会科学的四种解释方法 人 形式 经验 搭便车理论(M.Olson)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结 形式竞争合作理论(R.Axelrod) 国家中心主义 构 大众暴民理论(G.LeBon) 各种“资本”理论 经验政治机会理论 韦伯理论 新制度主义理论 这四种社会科学的解释方法都有自己的特点。以纯粹的形式方法为例，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就是一个重要的形式模型。然而，多数形式模型由于建立在比较简单的假设基础上，并且一般不能预测一个复杂社会事务的发展，因而备受批判，许多学者试图指出奥尔森理论在经验上是错误的，或指出他忽视了其他的社会条件。但正如我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的那样，除极少的情况外，大量这样的批判在方法论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形式模型的目的本来就不在于精确预测事物的具体发展，而在于抓住事物的重要本质，因此，对形式模型进行简单的经验性批判没有什么意义。③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第二种解释方法的经典案例。它并未对人的行为模式做出详细界定（人既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情感的），但它对社会结构做出了形式性的假设。现在流行的国家中心理论，也可以被看作这样一种半形式化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国家是社会机构的核心，社会行动者则是由兼具理性和情感的真实的人组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