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9)05-0591-05 政治学是研究与国家公共权力相关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包括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中外政治思想史、国际关系等分支。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我国并不存在。当时，我们照搬苏联的模式，用马列主义理论代替政治学，政治学则被当作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伪科学”而加以排斥。政治学在我国的恢复和振兴，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治学研究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二是为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际需要研究中国现实政治”[1]。为此，政治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的澄清和界定，成为这个时期政治学界普遍关注和共同探讨的问题，并对中国政治学的迅速恢复和顺利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整个20世纪80年代也是中国政治学界介绍引进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的鼎盛时期。对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界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系统理论、团体理论、精英理论、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学术资源。 20世纪90年代，政治学领域一方面对“多元政治”、“精英政治”、“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和历史背景进行重新审视，另一方面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政治支持和制度保障等问题领域。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共产党相继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为新时期我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也为政治学研究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总体上看，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学界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积极吸取西方政治学的有益成分，使得我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极为迅速，在机构设置、人才培养、应用研究、对外交流，尤其是学科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前，政治学已成为社会科学门类中的一门基础性学科，拥有比较明确的研究对象，独特的概念系统和方法论体系[2]。 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政治学研究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相比，显得进步较慢，且远远滞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这一局面主要由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二是研究方法的落后。直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来取代政治学的具体研究，或者将政治学研究理解为时事述评和政策解读等现象依然存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不能以西方政治学理论简单比附中国的政治现实，但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政治学研究，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实际加以丰富和发展的理论论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3]。因此，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彻到政治学基本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中，才能促进中国政治学的繁荣。本文拟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简要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指导意义。 （一）作为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体论(ontology)又称“存在论”，其基本任务是追问世界的本原，或者说探索世界究竟由哪些本质上不同种类的实体所构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国内学界的观点主要集中在物质本体和实践本体两大论域。但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更为重要的“以人为本”的本体论思想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传统的本体论思维，避开人和人的现实生活抽象地追问世界的本源，固守旧哲学的思辨传统，幻想达到对世界的绝对完满的解释。与一切旧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抽象地谈论一般本体论问题，而是希望表明，人们对世界之本的追寻应该置于人的生活实践中。实践范畴的引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相比，在哲学形态、对象、性质、功能和方法上都实现了根本的变革[4]。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一切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5]54-57。一旦理论视角转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或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人作为世界之本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对于政治学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就理论构建而言，任何一门社会学科皆以特定领域中行为主体的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前提，特定的社会科学正是通过对这些行为主体人性内涵的基本把握，才能对他们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从而构成本学科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前提。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特定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亦是政治学在社会科学众多学科里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6]。政治人前提的确立，保证了政治学理论建构的起点是能动的人的行为活动，把这种活动过程的研究与社会现实运动过程联系起来，就可能建立起与活生生的社会政治现象相匹配的理论，并相对准确地与政治领域中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相契合，进而指导政治实践[7]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