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2)09-0054-19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6年来，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在研究路径和学术话语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拓展，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绩，但需要承认的是，这些成绩与重大战略任务的实际要求仍然有较大的差距。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对我们来说，更好地担负起构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的战略任务，已经不再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特殊性的理论辩护，而是在此基础上强化问题意识，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与中国政治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中国政治学的展开。展开，既包含方向的反思和确认，又包含论题的梳理和设置。可以说，中国政治学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应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明确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着力点，为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注入新的内在动力，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增添新的实际内容，进而为中国道路的发展和完善作出更大的理论贡献。 一、中国政治学重建的历史叙事 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历程作为讨论新时代中国政治学展开的前提，一是因为历史叙事从来就不只是指向过去，对于未来的追求也是其内在构成；二是因为历史叙事不仅具有描述性功能，而且具有规范性功能。和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历史叙事一样，1979年邓小平关于“赶快补课”的指示也是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历程的起点。邓小平提出发展社会科学的要求，当然不是一种简单的学术层面的考虑，而主要基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①需要社会科学的支撑和推动。但是，从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过程看，总体上更多地展现出面向西方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中国政治学的重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政治学从20世纪80年代初复建迄今30多年来，基本上是在对西方政治学的引介、吸收和运用的过程中成长的。其间除了一些老一代政治学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之外，大部分研究者采用的是舶来的概念、命题、方法和范式，而鲜有中国特色的原创。”②“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并在中国道路探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初期“西方热”的再次出现，是向西方的开放和自身历史的反思双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具有涵盖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普遍性特征。作为“西方热”在文化领域的一个具体表现，中国政治学的这一实践特点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两个问题。其一，对西方政治学的批判性反思比较薄弱。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应是一个自主发展的过程。“要追求学术自主发展，就要掌握与引领学科发展核心概念的话语权。例如‘政治’、‘公共领域’等比较政治的范畴与核心议题，这些学术典范议题，都需要有批判性的反思，要超越西方中心世界观。”③批判性反思的弱化，既有对自身历史和传统的否定以及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对社会意识的影响，也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这一外部条件的作用。弱化的消极性后果逾越了学术层面，西方政治学通过学术外衣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意识形态传播的政治任务。“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④其二，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和成果的阐释有所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对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也在不断深化。但在有的学者那里，“对西方政治学的接受较多，并存在着只有西方才有政治学的倾向”，⑤对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青睐，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政治学研究的学术空间，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对中国政治探索的学术关注。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政治实际上一直没有成为中国政治学的核心论题，两者之间存在比较鲜明的分野，呈现为一种相互疏离的状态。这种状态导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整体上相对滞后于中国政治的发展，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走在了中国政治学的前面。 21世纪的来临赋予中国政治学新的思想空间和发展机遇。面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西方一些人不得不调整“中国崩溃论”的心理预设，作出新的估量和打算，另一些人则从内心涌起解读中国奇迹的学术兴趣。无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提出的“中国政权韧性”命题，还是美国人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立意虽然大相径庭，但都是西方对中国道路及其成效的反思性产物。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开始作出面向西方的思想碰撞，发出自我正名的声音。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第一次正面回应西方在民主话题上发起的挑战。可以说，这一切实的行动既是中国自辩意识增强的重要标志，又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研究的最新成果，集中反映了中国政治学的政治自觉和学术自觉。这一转变不只是哲学社会科学个别学科领域的反应。比如，在以分层研究为主导范式的社会学领域，一些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之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解释力，作出了“重返阶级”的方法论转向。随着主体性的不断增强，“中国政治学”的概念也悄然问世，成为政治学自主性建构开启的重要标识和象征。如果说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面向本土的学术自觉逐步显现的话，那么，习近平关于哲学社会科学若干重大问题的重要论述无疑强化了这一自觉，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推力。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⑥这一重要论述在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任务的同时，也向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提出了自我检视和反思的前提性任务，显示出强烈的转折性意味。 主体性、原创性、本土化和自主性虽然表述不同，但就内涵和意旨而言具有一致性，既是对自我主张的声明，又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即对西方政治学的挣脱和对中国政治学的建构的辩证统一。中国政治学的建构，在功能层面上致力于中国政治学的知识目标和价值目标的辩证统一。中国政治学应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论题，把自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构成，并通过考察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发展之间的关系、与社会上其他政治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中国政治学的主要内容和它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本质特征。其中，知识目标是基础，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自信的价值目标是核心。就两者关系而言，讨论其中任何一个，都必须基于两者的辩证统一。中国政治学的建构，在工作层面上是理念、行动和效果的统一。中国政治学自我主张的强化不仅应体现在学术口号上，更应展现为一系列积极的学术行动，要着力把理念转变为行动，进而达成积极的效果。既要彻底转变学徒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跳出在西方政治学框架中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窠臼，摆脱在理论、方法和概念等方面的习惯性依赖，更要深入中国政治实践，走进人民群众，把学问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