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9)05-0046-(07)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政治与社会三个领域逐渐显现出它的影响力：其一，以经济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其二，与经济自由主义互为因果的政治结构——企业化政府；其三，向以效率为中心的管理社会转换。 企业化政府的运行机制来自于丰田模式，它以市场为导向，实行创造收入的运行制度；它强调政府管理的非规则化，对市场的控制从纵向型向横向型移行。然而，“效率至上”的政府运行机制实际上把社会价值剥离了政治学体系，从而实现政治学范式的转换。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美国金融危机的政治学背景，很难回避与经济自由主义互为因果的政治结构——企业化政府。联邦政府在金融领域的权力转让，从而导致“公”权力的弱化，金融危机似乎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一、企业政治战略——金融危机的逻辑起点 在美国，凯恩斯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被称作“被埋葬的自由主义”，它是指公司活动被置于政治的、社会的规制下，公司的经济产业战略被制约，有时被逆向推进。20世纪70年代以来，深刻的资本积累危机致使凯恩斯主义在经济与政治两个层面逐渐陷入困境。为了与凯恩斯主义抗衡，企业以更多的资金以及全国的组织网络去获得一种政治力，并以此获取国家权力的支持。 1.资本积累危机与企业政治战略 战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限制上层阶级的经济权力，工人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占国民收入比例，从战前的16％下降到8％以下，在资产价值方面，由于股票、不动产价格的急剧跌落，资产价值占GDP的比例从1965年的38％跌至1975年的22％。[1](P28)资本积累危机致使经济精英与统治高层明显感到一种政治上的威胁，统治阶层为了维护在政治经济中逐渐失去的权力和利益而转向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以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哈耶克为中心，他们信奉19世纪后半期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原理，他们决心与国家计划制度以及凯恩斯主义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逐渐显现出它的影响力，一个基本点是与经济自由主义并行的“小政府主义”。“小政府”是新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改革的一个标志性口号，然而，新自由主义所讲的“小政府”不是指政府规模的一种“量”的改变，而是指对政府行为的“质”的制约。 如何对政府行为进行“质”的制约？对企业界来说，运用国家权力是一个中心问题。尼克松政府任命的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鲍埃尔曾经在给全美工商会议的一份报告中对企业政治权力作了如下阐述：“对自由的公司体制的批判已经过时，在美国，应该与破坏这一体制的行为抗衡，以此唤起美国企业界的智慧与才智，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必须建构具有长期目标的组织，以更多的资金以及全国的组织网络去获得一种政治力。”[2] 为了获取国家权力的支持，全美工商会议所的影响力不断扩张，在它名下的企业，1972年是6万家，10年后增至25万家以上。1972年全美工商会议所建立CEO公司圆桌会议BRT(Business Round Table)，公司圆桌会议一年用于政治活动的资金达9亿美元。全美工商会议所凭借它雄厚的资金对联邦议会进行游说活动，并对政府、大学、媒体、出版界和法律界等主要机构采取攻势，以改变人们传统的思考模式。当时的政策智囊集团，如胡佛研究所、美国公司研究中心(CSAB)、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等都设立了政策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积极地向政府提供新自由主义政策。 2.企业“政治活动委员会” 企业政治战略基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围绕特定利益，并借助于公共权力，以实现其特定权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企业政治战略的组织结构基本成型，其标志是建立企业“政治活动委员会”。 当时，企业政治战略是阻止制定保护消费者的劳动法则，并促使政府制定出有利于公司的税制等规制立法。为了争取共和、民主两党的支持，“政治活动委员会”应运而生。“政治活动委员会”是企业之间组成的政治资金团体。在美国，直接的企业政治捐款是不允许的，所以，企业组成“政治活动委员会”，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向议员或政党捐款。“政治活动委员会”企图通过募集大量的资金来控制两大政党的财政，而予以法律支持的是1971年制定的《选举资金法》与1976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首次规定了企业有向政党捐款的权利。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民主、共和两党事实上已经依存于巨额的政治捐款而不能自拔。与此关联的是，“政治活动委员会”的数量从1974年的89个增至1982年的1467个。[1](P72) 3.纽约财政危机与企业政治战略 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纽约市财政危机是实现企业政治战略的良好契机。纽约市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都市危机”，急速发展的“去城市化”、贫困化从城市中心发生。与此同时，公务员数量的剧增与福利扩张，造成纽约市的收入与支出失衡。最初，金融机构通过借贷弥补赤字，可是到了1970年代中期，投资银行拒绝纽约市政府拖欠债务，纽约市的财政被逼入困境。急剧恶化的财政状况致使公共福利以收益者负担的原则而被大幅度削减，工资冻结、公务员雇用减少、自治体工会甚至把年金基金投资市债等等，这就是纽约市的财政危机。为了获得投资银行的借款，新的政府预算管理机构以债权者优先为原则，赋予债权者对市税收有第一请求权。然而，这是对收入、财富与权力进行逆向分配的“抑制通胀战略”。当时“救市”的唯一方法是把创造良好的企业环境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如果市民利益与金融债权者利益发生冲突的话，政府向金融机构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