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由政党执政。政党不仅是代议制民主的中介与实际“操盘手”，而且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法国政治学家让·布隆代尔等认为：“民主制中政党政府的出现，使政党能够同时对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施加影响，而且(至少在有的时候)还能影响到司法机构。”[1](P16)这种政治集权原则在政党身上的复归，并非政党意志的自我产物，而是现代政治系统运作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要使一个复杂的政治系统有效运转，就必须有一个政治权力中心。但从理论与实践上看，政党作用具有两面性：它既可成为一个国家和社会“冲突的力量”，也可成为“整合的工具”；既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也可阻碍民主政治发展甚至吞噬民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政党以民主方式推翻民主制、实行专制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而且，政治集权容易导致权力失控，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因此，随着政党的地位提高与权力扩张，如何规范政党地位与行为，如何促使政党政治良性、有序发展，成为政党政治国家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顺应政治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时代要求，许多国家开始重视政党立法，试图通过宪法或其他法律来规范政党地位与政党行为。 本文力图对战后有关国家政党地位法制化情况作一概括，在此基础上对英、美、德、俄四国政党法律地位进行系统比较，以促进对政党法律地位的认识，加深对政党地位法制化的辩证思考。 一、政党地位及其法制化进程 政党地位是在政党政治实践中、在“政党—国家—社会”的互动中形成，并得到广大民众政治认可的一种关系状态。它一方面反映了“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反映了政党实力和政党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与作用。因此，从根本或长远看，政党地位取决于政党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与作用，取决于国家和社会对政党的评价与认可。值得注意的是，政党地位与政党权利密切相关，要深刻理解政党地位，需结合政党权利来进行。 在原初意义上，政党权利源自于公民的结社自由权，政党最初作为社会团体的一种，依据结社自由的宪法原则或民主精神而生存于近代西方社会。从根本上看，政党权利是一种政治权利，它来自于公民的委托与“授权”，甚至可以说，政党权利是公民或党员政治权利的让渡与集结，广大民众和党员力图通过政党组织来实现政治参与和人民民主。因此，政党权利不能仅从政党自身立场来理解，狭隘地视为政党自身的权利与利益诉求，而应当结合政党权利本源、从民主政治角度来审视。鉴于此，我们认为，政党权利是指政党作为社会公器，为达其代表民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维护自身生存发展等所应具有的资格与正当要求，其权项涉及政党自由权、政党自主权、政党平等权等基本权利，其内容涉及政党成立与登记、政党管理、政党提名、政党经费等诸多方面。正是由于政党地位与政党权利密切关联，战后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在规范政党时，并未对政党地位、政党功能、政党权利与义务等作明确区分，一般概而述之。 从历史与发展的角度看，政党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政党政治发展、政党实力变化、社会民众支持度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在政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政党的作用与功能不同，人们对政党的态度不同，政党地位也有所不同。德国学者韦伯认为，政党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政党，完全是贵族的随从。第二阶段是权要的政党，政党是知名人士的结合。第三阶段，是现代的群众组织的政党，即大众型政党，这是选举权普及的产物。[2](P100)实际上，韦伯所描绘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政党的发展史，难以涵盖当代政党政治的新发展、新现象。在政党发展的前两个阶段，政党仍保留着宗派、朋党的烙印；而人们对宗派、朋党历来无好感，常视其为政局动荡、贪污腐败之源；近代政党遭到敌视，人们视其为国家与社会之“恶”。如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认为：“一个派别对另一个派别的交替统治，由于党派纷争所产生的天然心理而使斗争愈演愈烈。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中，这种交替统治干下了最令人厌恶的罪恶，它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3](P2-3)随着选举权的扩大、近代政党向大众型政党的转型，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积极作用得以显现，人们的政党观念也逐渐从敌视、反感转变为默认、宽容与支持，不再视政党为“恶”，而是视其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必需品。如戴维·杜鲁门认为：“美国政党在通常情况下是一种动员投票的工具。”[4](P294)《国际社会百科全书》把政党界定为“是与一个或更多的政党竞争而赢得公职选举为目标的组织”[5](P428)。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政党政治进入鼎盛时期，“过去，由于宪法为行政首脑和行政官员规定了独立地位，一直不可能在正式政府制度内部发展政治对行政的必要控制。这种控制因而就在政党制度内部发展起来了”[6](P172)。当代政党不仅成为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舞台与联动机制，而且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的中心：一方面，公民只有通过政党才能组织与控制政府、间接实现人民民主；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民主政治活动是由政党发起或主导的，政党“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整个政治发展的取向、路径与方式”，[7]。随着政党地位的提高，政党权利也迅速异化为权力并不断膨胀，政党腐败现象日益严重，人们对政党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方面，广大民众需要通过政党来表达民意、进行政治参与、实现人民民主，又希望监督政党，避免政党假公济私、权力腐败；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也想控制政党，希望把政党纳入体制内，使政党政治在既定的宪政框架内有序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