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先生在2012年12月31日的《中国青年报》发表《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以下简称《正心》)一文，申述的“正心反腐”的见解，算得上他近年来提出的动人听闻的“高见”之一。面对汹汹而来的权力腐败狂潮，民众盼望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其心情之殷切犹如久旱之望云霓。在如此氛围中，“正心反腐论”可谓独异特出，突兀峥嵘，甫一见报，便引得读者议论纷纷。笔者认为，此文立论偏颇，违背常识，与目下中国社会追求的法制与宪政目标相悖。特申述管见，请方先生与众读者指正。 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制度是万万不能的 任何社会的正常发展，都离不开一个基本条件，即：“制度制恶，教化扬善”。这是政治学上的基本常识。据方先生讲，《正心》一文的主旨是想告诉人们，反腐仅靠制度还不行，必须有“正人心”的社会风气。其实，就是在作者批评的“制度反腐论者”那里，恐怕也没有人简单地认为，制度是唯一的反腐条件；只不过是认为制度乃反腐最不可缺的条件。因此，方先生作为批评目标而树立起来的这个“问题”，只是一个“假问题”。 如果说方先生是要向人们说明，反腐只有制度还不够，那么这种“高见”虽属老生常谈，了无新意，但并无不妥。问题是，由于方先生力陈“制度反腐”这一理念的“不周全”，强调“把反腐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制度，以为只要大胆引进某种全新的制度即可创造奇迹，是天真的想法”，并竭力论证“正人心”对于“反腐”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无法不让人们得出结论，即作者认为“正人心”才是反腐正途。尤其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反腐制度尚未健全并高效运作，官场腐败浪潮令人担忧，全国上下无不痛心疾首于制度空缺带来的无穷弊端，痛感制度建设之紧迫性与必要性，方先生反而力陈“制度反腐”之弊，大力张扬貌似法力无边、实则无从落实的儒家“正心术”，鼓吹它的无上反腐效力，从这个角度讲，读者将“正心反腐论”的帽子戴在方先生头上，恐怕不算冤枉。事实上，方文标题“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确也证明人们的这种印象并非无据。许多网站转载方文时，以《把反腐败寄托于制度的想法太天真》为标题，这种处理显然并非毫无道理。 方先生认为，靠制度反腐的说法听起来华丽，用起来不切实际，“不着边际，无从下手”，原因有二：其一，一切制度都要靠人来维持，而人是处于人际关系与社会风气中的；其二，官场内部也盛行各种风气即潜规则。换言之，方先生认为，在中国既有的社会环境下，制度建设对吏治腐败无能为力。 这里涉及制度与社会风气的关系问题。不错，每个人都生活在既定社会关系与社会风气中，社会风气可以影响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又何尝不更强烈地影响社会风气？中国传统农本社会的环境——社会意识与社会风气是其有机部分——决定了皇权制度的存在与延续，但20世纪初叶国以革命手段建立起来的共和制度，又何尝没有改变整个社会的风气与人们的政治心态、行为方式呢？潜规则的形成，乃是制度(“显规则”)缺失或失灵的结果；“潜规则”与制度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因为“潜规则”存在而认为制度(显规则)难以建立起来，而转向“正人心”反腐，其必然结局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心”尚未“正”过来，就被“潜规则”所败坏。在“潜规则”盛行的环境中，“人心正”如何做到？没有硬性的制度作保障，作为整个社会的行为准绳，没有维护制度运行的“制度措施”，所谓的“人心之正”根本无法维持。制度反腐的必要性，并非以既有社会风气侵蚀力的大小为转移，而是以制度对反腐的效能为依据。治理“潜规则”最有效的手段，只能是建立并强化制约“潜规则”的“显规则”(即制度)，并寻求保证制度高效运行的方法与途径，从制度中求得约束腐败的硬性力量，而不是乞灵于没有外在硬性约束力的“心灵”力量。 方先生认为，“制度反腐”这一说法，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细想之下，却又觉得“不着边际，无从下手”。此论不知从何说起。大抵“制度”，都有具体的实施措施与细则，只要人人遵守，照章办事，即可收立竿见影之效，何谓“不着边际，无从下手”？方先生所谓“事实证明，在中国社会，一种风气一旦形成，再强大的制度罗网也容易被它撕破。”我不知道方先生所谓的“事实”是什么，但在笔者的知识范围内，看到的却是相反的情景：一种制度的有效性与优越性一旦得到公认，那么，即使在既有社会风气阻力下面临困难与险境，甚至被摧毁，但最终还是能建立起来，并最终改变社会大环境与社会风气。最为明显的实例，莫过于人们所熟知的20世纪初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过程——共和制度的“罗网”确实一度被“复辟”的帝制风浪所“撕破”。按照方先生的逻辑，在两千余年根深蒂固的皇权专制社会风气面前，我们是否要放弃建立硬性的共和制度，而代之以“正人心”的手段来改变皇权帝制的斑斑劣迹呢？ 方先生认为，司法独立会导致新的腐败。其根据是，“一旦司法真的独立了，政府再也管不着它了”，而“在一个腐败成风的社会里，任何权力机构都可能腐败；这时让某个机构脱离政府干预，成为反腐败的最高权威，这个权威也可能演变成新的腐败源头。”方先生的这种观点是对现代权力制衡制度下“司法独立”制度的严重误解。在现今的中国社会，方先生的这种误解不是孤例，而代表了一些人的看法。事实上，司法独立决不意味着司法机关不受监督而成为“最高权威”，而是司法机关通过相对独立的工作程序，不受外力干预地履行职守，实现法官独立、公正地依法行使职权，独立地承担责任。司法机构所享有的“独立性”，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享有的独立性是同一个范畴，是一种受到制约的相对“独立性”，并不是政治学上所说的皇权社会的“绝对权力”。方先生似乎认为，只有政府可以“管着”司法机关，司法才不会变成新的腐败源头，如果真如方先生所说，“管着”其他机构的政府岂不成了“最高权威”，成了新的腐败源头？而事实上，当下中国官场的腐败，究其根源，正是因为政府官员手中掌握的权力很少(或根本不)受制约，才使得官员在欲望驱使下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 方先生说，“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分权制衡的结果却是国民经济长期被几个巨型集团所控制，而且是打着‘民主’和‘法治’的旗号进行的”。这种说法之偏颇，无需详加论证，只需指出两点就足够了：首先，在方先生意识中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中，哪个称得上真正实行“分权制衡”的国家？哪个是以“民主”和“法治”管理的国家？如果不是名副其实的“分权制衡”，何以用它来说明“分权制衡”制度的无效与无用？其次，“国民经济长期被几个巨型集团所控制”，是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重要现象，与“分权制衡”毫无关系，更不是分权制衡造成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国家权力(尤其是中枢权力)从一家一姓以家族血缘关系垄断，发展到享有共同特殊利益的政治集团垄断，再发展到全体国民参与国家管理，国家权力对全体国民开放，这三个阶段大致对应于皇(王)权专制制度、集团专制制度和公民(民主)制度。集团垄断权力(多表现为一党专政)是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过渡时期的政治形式，其主要特点是集团内的几个主要势力控制政权，垄断各种资源的分配。在集团专政的制度中，几个或许多个势力集团垄断国民经济是必然现象，它与实行权力制衡制度与否，根本没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