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民主都是在特定的时空状态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因此，无论是认识民主的价值，还是探讨民主的手段，特别是设计和发展民主的技术，都不可能离开地域和人口的规模因素。罗伯特·达尔等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对规模和民主的维度做过极为精彩的分析，他们之所以专门分析这些问题，是因为这对于深入探讨规模与民主问题是一个必须解决的技术前提。下面就达尔等人有关规模和民主的维度的基本观点做一分析。（注：罗伯特·A·达尔(RobertA.Dahl)、爱德华·R·塔夫特(EdwardR.Tufte)：《规模与民主》，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斯坦福，加利福尼亚，1973年。） 一、关于规模的维度 达尔等人在其撰写的《规模与民主》的第二章中集中探讨了规模与民主的维度问题。很显然，在达尔看来，事实上人们在规模与民主的维度认知方面，既存在确定性也存在不确定性，关键是要弄清在哪些方面是确定的，在哪些方面是不确定的。只有搞清这些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所在，才能够奠定分析规模与民主的概念基础。或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达尔对规模与民主的维度的探讨真可以称得上条分缕析，不遗余力。 达尔认为，一般而言，一个地域实体的规模有如下几个维度：人口、面积、密度以及其他。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关于规模与平民政府之间关系的讨论都使用人口作为规模的标准，但即使这样也是含糊不清的，因为作者可能考虑的是全体居民、所有公民、所有成年人、有投票资格的人、或仅仅是事实上的投票人。例如，柏拉图的最佳人口数就是指希腊的自由成年男子—公民，因此，它不包括妇女、少数民族、外国人以及奴隶。在直接民主中，人口规模最相关的方面通常是指有资格参加全体公民大会的公民数量，是整个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在一个代议制体制中，由于某些目的，其他的每一个方面都可能和人口规模相关。 还有一种观点就是使用面积作为规模的标准。传统的城邦政体，无论是民主制还是贵族制，都要求小的地域内少的人口：“我们前面所说人口可以被看作是能够测量的，对于领土来说也是一样。”（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事实是，领土和人口是相关的。1965年，在136个国家中，总人口和总面积的相关性是0.69。但是这一关系掩盖了一些特殊的情况。世界上最大的七个国家，按照面积递减的顺序依次是：苏联、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和印度。在这些国家的四个代议制民主国家中，两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人口相对来说是少的，两个——印度和美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二和第四多的国家。 一般来说，规模有时候也指人口密度，也就是说，每平方公里领土（或者是可耕地）的人口数。例如，在讨论中，如果使用规模这一维度，荷兰就可能比挪威更少拥有广泛的地方自治，因为据称地方政府行为对于道路、高速公路、公众健康等方面的影响在人口密度大的地方比人口密度小的地方更为广泛。 这一比较显示了规模的另一个相关的维度：人口的分布。达尔指出，古代对自治城邦的偏爱可能是希腊地理条件造成的，它迫使人口进入多少由于是海洋、山脉或其他自然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乡村或城市中。在一些国家，人口分布在大量相对小的城市和城镇中。这样，70%的瑞士人生活在人口不足2万的城镇和乡村中。在英国，分布情况几乎相反，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人口超过2万的城市中。然而，另一个不同的对比是，只有7%的英国人居住在伦敦，却有四分之一的奥地利人居住在维也纳。（注：数据来自 E.A.G.Robinson,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 (London,1960),p.178.） 除了上述维度之外，大多数关于规模和民主的讨论明确地或暗含地指“绝对规模”：人口的数量、面积的大小、人口超过2万人的城市的百分比，等等。达尔认为绝对规模有时比相对规模更没有意义，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中。如果除比利时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都是由城邦国家组成的，比利时则可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且不会受到侵略。但是，位于德国和法国的边上，它只是一个小的政权，在一个世纪内曾两次被推翻。同样，如果不是有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作邻国，芬兰的国际地位就会完全不同了。因此达尔认为，“当我们讨论小国民主的可行性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到绝对规模，也要考虑到相对规模。” 不仅如此，达尔还认为，规模的变化有时也是重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地利由一个“拥有5千万人口的帝国的中心省忽然收缩成了一个拥有大约650万居民的独立国家，这个国家还面临着围绕着先前市场的迅速增长的关税壁垒……规模问题还影响到了所有其他问题。从一个大国到一个小国的突然变化，导致了非常急剧的规模悲观主义，特别是在善于言谈的中产阶级中间，他们在丢掉了受到良好保护的工作机会之后，就会觉得国家规模扩大和他们自己重新得到工作一样困难。（注：K.W.Rothscbild,"Size and Viability:The Lesson of Austria",in Robinson,pp.168-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