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邓小平1979年提出补课说后①，对美国政治科学的吸收与消化，成为中国政治知识社群的核心议题。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1988年受邀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回顾二战后美国的政治理论发展。②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介绍美国政治理论发展最早、最有系统的尝试之一。补课说30周年之际，王绍光提出理论本土化之诉求，呼吁中国政治知识社群从西方的理论范式自我解放，回到自身的视角，思考中国政治现代性理论意涵之种种。③40周年之际，俞可平主张本土化不能成为闭门造车之借口，阻碍学科建设多层次的展开。④质言之，本土化意味对美国乃至于整个西方政治科学的回应与反思。最近几年，以中国自身的眼光批判、分析美国政治科学的热度未见衰退。⑤由知识史的视角观之，补课说以后，美国政治科学逐渐变成中国政治知识社群越来越鲜明的他者。 进而言之，世界范围内，不乏有各国学者检讨美国政治科学对本地政治知识社群之影响。⑥去殖民化浪潮下的21世纪，反省作为他者的美国政治科学已经成为全球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从这个意义看，中国政治理论的本土化是凝视作为他者的美国政治科学，从被凝视者转变为凝视者，从被他者话语建构、宰制的客体，到挣脱权力不对等的失语状态，重新掌握能动性的主体。其寓意不可谓不深远。然而，我者与他者凝视的互相对立，存在话语权竞争之紧张关系，似乎遮掩了某种辩证式理解的可能性。超越这样的紧张关系，从他者的自我凝视理解他者可说是另一个颇具理论意涵之视角。意即，透过他者的自我投射，观察他者的话语建构及其主观能动性，从美国政治科学我者的历史，某个程度的知识史学史视角，理解美国政治科学，丰富当前学科本土化的理论意涵。可惜的是，目前这个视角得到重视的程度似乎略显不足。据此，本文梳理、探讨、反思2000年后美国政治科学史研究四个主要途径，为中国政治知识社群提供另一个理解他者之视角，在不同的凝视之间游移，探求对美国政治科学更全面之认识。 一、二战结束后的美国政治科学史研究 二战结束后不断有学者回顾美国政治科学的历史发展。最典型的例子是政治科学手册。不同版本的手册由同时期的学者集体编纂而成，对学科的整体发展及各分支的理论现状，勾勒宏观的权威性评价。王向民注意到1975年和1996年两个版本的政治科学手册之间不同的历史回顾，反映美国政治科学内部显现越来越强烈的普世主义倾向，意即抽象化的美国政治经验被看作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理论。⑦这突显了苏联解体前后，美国政治科学自我身份建构的微妙变化。 事实上，有关美国政治科学发展的历史回顾不限于政治科学手册。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区分美国和英国不同传统的政治知识脉络，视美国政治科学为一个格外注重以自然科学为仿效对象、与国族界线保持一致的独特学科。⑧20世纪90年代，多萝西·罗斯(Dorothy Ross)提出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意即美国人相信自己国家的历史发展与欧洲旧世界不一样，需要找新的理论范式，由各个面向解释美国的现代转型。美国政治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正是为回应这样的知识需求而诞生。⑨在某个意义上，克里克的独特论和罗斯的例外论是美国政治科学史研究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 随着东欧政治转型，比较政治研究蔚为风潮，伊斯顿带领一群学者，探讨政治科学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希望能归纳出政治科学与政治体制之间可供预测的因果关系。⑩他们似乎没有推翻克里克或罗斯的观点。他们相信，后行为主义(post-behavioralism)没有改变美国政治科学对普遍性实证理论之追求。透过比较研究，美国政治科学与不同文化地区的政治知识社群能求同存异，共同建立一个跨越国族界线的政治知识社群。换言之，美国政治科学起源于特殊的美国历史脉络，但其理论的普遍性可为其他区域的政治发展提供一定程度之经验指导。这种理念或多或少反映20世纪末冷战结束后，对第三波民主化与全球化之乐观期盼。 没过多久，这样的乐观便遭到质疑。在2000年，一封以“改革先生”(Perestroika Glasnost或Mr.Perestroika)署名的电子邮件，措辞激烈地批判美国政治科学会对量化研究的过度倾斜，又指责该学会和《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被白人男性学者主宰，缺乏族群与性别的多元性。(11)更有甚者，受次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冲击，尽管萨义德(Edward Said)大声疾呼切勿让以偏概全的傲慢与无知影响判断，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依然占据上风。(12)这种氛围下，当代的美国政治科学史研究似乎开始出现某种转向。早前对全球化、第三波民主化之乐观期盼消逝，我者与他者之分隔逐渐取而代之。 二、敌我之辨 “改革先生”与“9·11”恐怖袭击事件依然余波荡漾之际，伊多·奥伦(Ido Oren)的《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Our Enemies and US：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率先问世。(13)这本论著在中文世界广为人知。奥伦早先从事国际军备竞赛之相关研究，后来对“民主国家彼此不战争的假设”逐渐产生疑惑。(14)他注意到，美国政治知识社群“本能地把政治(科)学与自由、民主联系起来，宛如他们的讲道代表一门客观科学的戒律”。(15)美国政治科学如何划分民主与非民主国家？如何理解民主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据此，奥伦剖析了嵌入在美国政治科学底层的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