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的规范和实际流动量是任何一种社会分层系统的重要特征，因而也是当代西方社会学家所关注的又一个焦点。社会流动不仅发生在工业社会，也发生在农业社会。[1]赞成社会不平等的人往往有这样一个假设：不平等意味着对创造性、努力、智力和节俭等为人们所尊重、并认为值得报偿之品质的公正奖励。[2]对于现代保守主义而言，社会分层的积极价值是以对社会流动的合法性的承认为基础的。在不平等状态中，社会流动有利于维系开放性社会的稳定，因为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看到他们自己或其后代可以通过社会流动的形式而进入一个更高的社会阶层时，他们往往能容忍最极端的不平等和阶级剥削。[3] 垂直性社会流动对政治的影响更大。所谓垂直流动是指“个体在不同水平的社会位置之间的流动，或不同等级的相同位置之间的流动”。[4]在社会流动的主体问题上，社会学家海勒主要把个体当作社会流动的主体，而克伯则把社会流动的主体理解为在阶级系统中运动的个人和群体；[5]关于社会流动的流向和范围问题上，桑德斯把它划分为代内流动(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和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向上流动(upward mobility)和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6]这丰富了社会流动问题研究的视角。 与社会分层理论的其他方面一样，社会流动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分歧。这是因为社会流动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一，社会流动涉及到某一社会的开放性或流动性以及机会平等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社会科学研究的话题，也是一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话题；其二，社会流动涉及到流动模式和社会结构，涉及到流动模式和不流动模式中变化的范围，以及这些变化的社会结构性原因和这些变化对社会组织、社会阶层、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后果；其三，它涉及到流动或不流动所带来的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后果。[7] 一、社会流动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索罗金被认为是当代研究社会流动取得了最高成就的学者。[8]他对导致垂直流动因素的归纳一直影响着当代社会学。这些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的差异、父母与子女之差异、环境、尤其是人类——社会学环境的变化以及在社会层级中个人地位的社会性分配的缺陷。 索罗金认为，贵族的人口出生率与这一阶层所执行的社会政治功能的不协调，以及贵族在社会和生理意义上的消失，为“攀爬者”的垂直性向上流动提供了人口统计学上的基础。也就是说，社会上层的人口出生率低于社会政治功能对它的要求使向上的社会流动具有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9]父母与子女的差异现象是普遍和永恒的。这种差异的普遍结果是个体与生俱来的社会位置与他的先天品质和后天品质的不一致，而这些品质又是成功地履行其社会职能所必要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不一致的程度与人们对社会流动的要求是成正比的。这种流动可以通过社会对个体的考试和选择的机制进行，也可以通过抑制性的社会压力来制约一个人从其出生时的位置流向其它位置。但是，当人们因为其出生而被置于他们不适合的位置时，就会对之产生不满并发挥其天性之潜能来改变这种状态。[10]可见，在他看来，现代等级社会的稳定必须建立在健全社会流动的基础上。 人类——社会学环境的变迁是导致结构性垂直流动的一种重要机制，时代主题的转换必然会导致社会对人才之界定的变化；处于匀加速运动状态的人类的社会环境给社会垂直流动注入了最为强劲的动力。自近代以来，发达工业国家已经发生了从以有形资本为中轴而组织起来的工业社会向以知识为中轴而组织起来的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这种变化导致了许多不同类型人的地位之变迁。由于这一因素的作用，在某种条件下适应于其位置的整个社会阶层，随着条件的改变而变得不适应了。索罗金的结论是，“促进变化的一切因素都是促进垂直社会流动的因素，反之亦然”；[11]他把垂直性社会流动视为促进社会变化和发展的积极动力，同时也间接地肯定了社会分层的价值。 影响社会流动的另一个因素是不完善的个人地位分配体制和作为特殊垂直循环之原因的流动滞后。索罗金认为，存在于每一个社会的永恒缺陷是，在根据社会成员的品质来分配其社会地位方面的滞后，因此，在每一个阶层中都存在着与其地位不相称的人。这种现象越是普遍，社会流动的速率就越低。诚然，随着归属性因素(ascriptive factors)在人们地位获取过程中作用的下降和获取性因素(achievement factors)在这一过程中意义的上升，这种“个人品质与其社会地位不相称”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少，但是，此种现象的完全消失却又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流动是在多维的社会关系系统中发生的，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个体而言，其中任何一个维度的变异都有可能改变社会个体流动的质量和速率。 技术变化对社会流动过程的重要影响是得到了普遍承认的。伦斯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而社会进步的显著后果之一就是社会财富的增长。这为社会不平等的财富占有提供了更为优越的条件。他把社会财富的分配作了两个层面的区分：第一个层面是根据基本生活需求原则所进行的分配，这种分配的目的是满足社会绝大部分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第二个层面是以权力为标准所进行的分配。而以权力为标准所进行的社会财富的分配则最富有挑战性。一般地说，广义的权力包括强制力和影响力。无论是哪一种意义的权力，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生产组织形式和社会结构形式复杂化，因而需要更为发达的政治组织来进行管理；现代政治系统的发展取向基本上是以等级为特征的科层结构的完善，发生在强制性权力等级中的变化必然会改变社会财富在不同等级中的储量，这不仅有利于强化社会分层的基础，从而使社会流动方向和速率发生某种变化；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变化改变着影响力赖以形成的依据。在“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后工业社会”，[13]个人或群体所拥有的科学技术水平成为其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基础，科学技术水平上的差异越来越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核心指标。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与社会分层的内在关系清楚地表明它对社会流动的巨大影响；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产业革命的最深刻前提。以此为基础而出现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更能说明科学技术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但是，科学技术对社会流动过程究竟有多大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