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看，落后国家有两类发展道路，一是脱离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独立发展，一是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依附性发展。从实践上看，在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的有效发展是脱离不了资本主义体系来完成的。 一．依附性发展的外部动力：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持续扩张 1.发展与依附性发展。 依附性发展的概念离不开对发展的理解。“发展”(development)一词经历了多种含义的转变，就其本义而言，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它“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指生物有机体的生长过程。……还有另一个与其说是生物的，不如说是算术法则的含义。发展的意思通常只是‘更多’。”（注：沃勒斯坦，《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想？》，载《发展的幻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显然，这一概念适用于1960年代的发展观，它更多地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1980年代后，发展概念已经演变成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到1990年代，它又变成了一定地域里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可持续进步的代名词，“如果‘发展’一词按照一般的愿望那样，表达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那么它就应该用来指整个社会的福利有了无可置疑的增加，而不是指产量，也不是指社会中狭小的一部分”。（注：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现实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10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今天，落后国家的依附性发展应抛弃早期的发展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发展主要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这曾经被初期的依附论者和许多现代化论者所强调），而无视这一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分层的加剧或传统的生态与伦理的崩溃。 依附性发展则是落后国家在依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情况下而获得的社会可持续性进步。落后国家的依附性发展将表明，首先，“在依附的社会里，存在着进行社会和政治活动的足够的空间”，（注：罗纳德·H·奇尔科特，《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第9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落后国家可以在依附性状态下实现发展；其次，它们只能选择依附性发展而没有其他更好的道路。 2.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是依附性发展的外部动力。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定要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向全世界扩张的。资本寻求利润的动力促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向向世界蔓延，伴随而来的还有现代性的传播——某种程度上，这是西方文明的侵略，尽管现代性不只是西方文明的特质，“西方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概念的传播已经对全球的大多数社会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限定。”（注：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第2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资本主义全球的扩张使得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成为15世纪以来，促进各个政治—地域体系（帝国、地方政治实体或民族国家）之间发生交往的最强大动力，它在不断扩张的进程中塑造了全球不同地域内的社会面貌，这一塑造功能的力度有增无减。资本主义体系全球性持续扩张通过如下方式塑造并控制着落后国家的发展。 首先，它建构了“核心—边缘体系”这一全球性历史演进模式。自伊比利亚半岛开始外殖民以来，核心—边缘模式开始渐渐形成，并一直发展至今，成为人类共同生活的体系与作为一种有别于15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模式。但是，它内部的联系方式发生过持续的变化，大体上说，它从一战以前的宗主—殖民体系（赤裸裸的领土与财富掠夺），经由资本—原料体系（以资本输出和垂直性国际分工为主要特征）到二战后又发展到现今的霸权—依附体系（核心与边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依存）。 霸权—依附体系作为核心—边缘体系的新的发展阶段，并且作为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新的结果，对落后国家的发展具有极大的限制作用。这一体系已经使落后国家走上了不可逆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国际资本主义规范下从事贸易、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总之，体系对落后国家具有强大的制约力量，落后国家作为体系的单位，它只能服从于这一体系，而这一体系是为霸权（在商品生产和对贸易、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力、政治和外交制约力上具有不可挑战的地位）服务的，即这一体系使边缘无条件地依附于核心，尽管核心国家对落后国家和地区也存在某种程度与形式的依附性。 其次，它建立和巩固了全球性资本主义秩序。这一秩序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经济秩序，二是政治秩序。就经济秩序而言，它通过建立完整和复杂的全球经济制度，以组织、体系、条约、谈判模式等来规范全球经济。总体而言，它的核心国家针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而建立起的自由主义的贸易和金融机制，以此实现全球性经济秩序。由此，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得以运转和扩张的“双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建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自由主义秩序的两大支柱。在核心国家建立的这一秩序之下，不管这一秩序是否具有实质的公正性，是否能给落后国家带来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或效果，落后国家必须面对日益扩大的国际自由市场，并与核心国家一同遵循这一原则的制约。就政治秩序而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要通过确立主权原则而建立起全球国际关系“自助体系”(self-system)，（注：主权原则是通过民族国家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某种建构。我们自己越来越从属于它恶毒制约”。参见《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第8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而自助体系意味着霸权具有比依附性国家和地区更为有利的地位，这种地位决定了一国行动的自由度，继而又决定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权力等级的位置。显然，霸权比较依附性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自由度要高得多，因而其权力地位也高得多。霸权政治上的权威更加巩固了它在核心—边缘体系中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因此“霸权意味着对物质资源的控制”，（注：罗伯特·基欧汉，引自《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9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相应地，落后国家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更加脆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