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重建的政治之维  

——黄宗羲与近世政治思维的突破

作 者:

作者简介:
顾家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政治思想史

内容提要:

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环境中,文明秩序的重建无疑是儒者致思的焦点。在黄宗羲那里,政治维度的思考构成了秩序重建的中心议题。黄宗羲的思考包含了三个层面:以道德事功为主轴的精神秩序的重建、以天下公义为旨归的法原重构、以混合政体为中心的政制更革。其思想体现了宋明儒学政治思维在数百年时势变迁中保有的相对连续性。同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又使黄宗羲能够以更加透彻的批判眼光提出某些极具突破性的洞见。黄宗羲的思想史地位,正在于以一种批判吸收的双重视角将近世儒家政治思维予以充分展开,从而在儒家传统的同一性、延续性中展现出时代的鲜活感。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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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明新儒学是近世道德和政治思潮的主流。就宋代而言,由朱、陆集其大成的理学与吕祖谦、陈亮、叶适代表的浙东学术确立了此后数百年新儒学政治思维的基本构架。宋明两代儒学的发展具有其内在连续性。宋代诸子为近世新儒学政治思维确立了基调,相比之下,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末儒者身处华夏陆沉、天崩地解之变局,故而对政治体的精神根基、根本法度以及政制构造进行了较之前贤更加深入的思考,以期基于儒家精神而对权威、权力主体予以合理的安顿与规约。这一基于华夏文明秩序重建之整体考量而展开的政治思考,无疑意味着近世新儒学政治思维的进一步展开。本文拟从以下诸方面梳理黄宗羲立足于政治维度的秩序重建论题,以期在勾勒近世新儒学政治思维之连续性的同时,发掘其自我更新之蕴含与潜能。

      一、精神秩序:道德事功之辨

      对于明末士人而言,明朝覆亡所带来的心灵震撼与思想冲击无疑是至为深刻的。在众多清初学者看来,阳明心学风行天下导致的操守荡然、空言心性之世道与学风,实为明亡之祸根。政治秩序的崩溃源于伦理精神的解体,在这一点上,黄宗羲的认识与清初诸老并无二致,①然而不同于顾亭林、颜习斋放弃心性之学而转向实践实用主义,②他依然立足于心学传统而对秩序重建抱持更为宏通高远之理解,正如钱穆所论:“梨洲所谓儒之大全,将以经世植其体,事功白其用,实践以淑之身,文章以扬之世。其意趣之宏大,规模之恢伟,固足以掩顾、颜而上之矣。”③

      诚如学者指出的,如何在社会观念与秩序日趋齐整的情形下为个体的价值确认保留必要的多元化空间,乃是南宋以来社会发展自然生长出的问题。王学的崛起,使这一问题以相反的形式呈现出来,即在价值主体挺立、多元化明显的环境中,如何追求共同的社会观念与秩序。④明亡的政治历史背景,更凸显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由此,对于王学的批判与修正,构成了明清之际思想的主流。作为广义上的王学传人,黄宗羲在思想上立足王学而力图修正之。基于心学立场,他批评那种认为“本原性命”无关乎“修齐治平”的观点。⑤可见其重塑心性之学的首要向度,正在于塑造一种作为政治秩序之根基的精神秩序。

      在王门后学中,黄宗羲对于泰州派的批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在他看来,泰州末流与禅门的合流,乃是将王学精神引入歧途的罪魁。因此,黄宗羲修正王学的一个重点,就在于对上述二者的纠谬与批判。儒释之判本是宋明儒学史上的老问题,然而在黄宗羲那里,辟佛的角度却与先儒有所不同。在他看来,释氏之弊不在偏于内不足以经世,而在汲汲经世却不以正道。在晚明禅门中,黄宗羲认为为害之大者并非遁隐出世之如来禅,而在纵横功利之祖师禅。⑥对于祖师禅之横行,黄宗羲有如下批评:

      今之为释氏者,中分天下之人,非祖师禅勿贵,递相嘱咐,聚群不逞之徒,教之以机械变诈,皇皇求利,其害宁止于洪水猛兽哉!⑦

      显然,在这里辟佛已远非个体修为层面之事,而是一个“关乎治乱之数”的秩序问题了。⑧至于泰州末流之颜钧、何心隐等辈,皆与祖师禅授受甚深。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明确指出了二者的学术关联。其对泰州的指摘,亦与上述释氏批判一脉相通。⑨

      泰州与禅门合流,根源在于二者之学皆以空为底蕴,从而消解了儒家治道之本原。“空”是对宋明新儒学之道德形上本体的消解,“夫释氏以作用为性,其所恶言者体也”。⑩体之存否,意味着社会政治秩序是否需要根据儒家道德伦理精神展开。黄宗羲指出,释氏但求放纵无碍,其实质乃在鼓吹一种迥异于儒家气质的“散漫无纪”的精神理念:

      今观流行之中,何以不散漫无纪?何以万殊而一本,主宰历然?释氏更不深造,则其流行者亦归之野马尘埃之聚散而已。(11)

      但求流行无碍,则不能不将是非善恶一扫而空,“其流之弊,则重富贵而轻名节”,(12)瓦解整个社会精神秩序,而人心之失范,正是政治秩序崩塌的根源。

      禅门与泰州之病,根本上在于功利意识脱离了道德精神之规范。因之对治的关键就在于重新树立道德本原,并使之能够发用于经世实践。以朱熹、陈亮关于王霸义利的论争为标志,近世政治观念中呈现出两条脉络的分化,一边是个体修为本位的道德主义,一边是客观功效为主的事功主义。(13)某种意义上,明末政治秩序之崩溃,正是以上两条路径终未绾合一致、甚至渐行渐远的结果。从黄宗羲对于明亡的反思中,亦能看出这一点:一方面,空谈道德性命者“析之愈精,逃之愈巧”,至于危难,则“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14)另一方面,功利之说脱离了道德规范,则一转而为“机械变诈、皇皇求利”之人心世风。黄宗羲指出,明亡的深层原因,正在于“数十年来,人心以机械变诈为事”(15)。因此,如何在道德事功之间开出新局,就是秩序重建的首要问题。

      对于黄宗羲而言,重新收拾世道人心,首先自然需要贞定儒家道德之体,而贞定道体,又在于确认其与天道的关联:

      盖心体即天体也。……天无一息不运,至其枢纽处,实万古常止,要不可不归之静。故心之主宰,虽不可以动静言,而惟静乃能存之。(16)

      心体本乎天体,天体之枢万古常止,为人间秩序确立根本。黄宗羲将心体连属于天体,其意义在于为个体精神乃至人间秩序确立起恒常不易的天道本原。

      其次,道体并非空悬,必于经世实践中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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