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总部威里·勃兰特大厦会议厅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哲学与政治”的圆桌会议，由中国清华大学教授汪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西格玛·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进行对话。汪晖教授发表了题为《代表性的断裂：再问“什么是平等”》的演讲，加布里尔主席发表了题为《金融危机时代的民主与正义》的演讲作为回应，政治理论家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前联邦德国议会议长沃尔夫岗·蒂尔舍(Wolfgang Thierse)、德国哲学协会主席朱里安·尼达-胡姆林(Julian Nida-Rümelin)参加了圆桌讨论。在演讲之后，汪晖教授应托马斯·迈尔教授的邀请接受了《新社会》杂志的访谈，讨论演讲中涉及的一些问题。本文为该访谈的中文翻译稿，汪晖教授本人对译稿进行了核对和修改。 ○您曾对在西方民主制度中和在中国国内缺失民主以及在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发生“代表性”断裂这种现象作出评论。就缺失民主的性质而言，您认为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吗? ●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在政治家们的讨论中，人们多半强调两种社会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别，当然这是不无道理的。可是，近10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发生了某种转变，西方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在整个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同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无疑具有相似之处，这当中包括：中国版的社会分裂、社会国家的破毁，以及尚不具备社会政治维度的新工人阶级的产生，还有欧洲版的贫富分化和民主危机。 事实上，这种转变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虽然不同，但是在其中我们越来越多地发现某种专家政治取向。专家政治在政治制度中的作用如今已十分突出，如在金融部门中就是如此，而且这种现象在两种制度中是极为相似的。这就是说，“民主”这一课题无论在西方世界或特别在中国，都一如既往既是十分重要的又是十分迫切的问题。就法治国家这一属性而言，同样可以这样说。现在所有的社会都面临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新的挑战。19世纪和20世纪所产生的所有政治制度，现在都发现自身正面对各种新的问题。 ○在您的分析中，您强调两种发展趋势，一个是“代表性”的退化，另一个是社会阶级和政治阶级日益扩大的分裂。社会利益在政治制度中是否已不再被充分体现?这个问题在西方社会和在中国同样都具有压倒优势吗? ●我指出两者具有相似的趋势，并不是否定两者的差异。中国曾经历过一个漫长的革命阶段，从1911年开始，直到70年代末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有70年的时间是处于革命之中。自然，这也意味着，政治制度必须把极不相同的各种成分整合在社会形式之中。中国的状况同前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存在重要的区别。中国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主要发端于农村，其政治构成和社会发动力植根于农村结构之中。在革命时期，政治机制深受阶级斗争的影响，而党就立足于这一意识形态之上，但这个阶级政治是建立在一个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并不像欧洲那样明确的社会里。以阶级概念为中心的政治代表性并不直接等同于阶级的直接代表性。我曾将这个阶级概念描述为政治性的阶级概念。在50年代，政权被认为是全社会的真正代表。毛泽东曾说过，“我们代表95％以上的人民”，而这是以无产阶级思想为依据的。这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对象是以阶级敌人的名义出现的政治敌人。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大量的“阶级斗争”发生在共产党内。我们也许可以将这种政治斗争解释为围绕阶级代表性而展开的政治斗争。 1989年发生的政治事件，同东欧各国的情况也很不同，虽然80年代和90年代的危机显示出某种相似之处。1989—1992年，苏东体系瓦解了，但中国共产党依然强大有力，并且使政治形式得以呈现出某种连续性。通过对外开放和逐步采取市场取向，以及迈入全球化进程等等，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治形式的这种连续性当然只是表面现象。如今我们看到，这里发生了某种根本的转变。不仅就民主化而言是如此，而且就政治价值发生转化而言也是如此。从邓小平时期开始，经江泽民，直到胡锦涛时期，政治口号是：党要代表社会的最重要的利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结果就是共产党的代表性的本质发生了某种转变。邓小平的口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江泽民的口号是“三个代表”，如今的口号是“和谐社会”。共产党尝试摆脱旧的意识形态。但是，现行体制下的日常实际生活表明，普通的民众、处于下层的社会阶层，从而工人阶级，在公共舞台上没有自己的声音。 例如，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我们很难找到工人和农民的代表，我们也难以在相关的政策或法规中找到代表他们的政治取向。因而，政治进程越来越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并且颇具资本取向。 ○虽然情况如此，但是您不认为西方民主形式仍不失为一种选择而值得中国效法吗?您对西方民主的现状有怎样的评价? ●借鉴不同的制度，包括西方的民主制度，一直是中国改革的内容之一。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与西方，甚至俄罗斯与印度，虽然政治制度很不相同，但为什么如此不同的政治制度却面临着十分相像的危机?从政治的层面看，危机的核心在于政党体制。在欧洲，从政党政治的两个方向来看，政党都越来越趋向中间。典型的左翼政党变成中左政党，传统的右翼保守政党变成中右政党。各政党在选举运动中虽然竭力向选民展示各自的不同之处，但是选民却越来越发现，各政党的社会经济纲领几乎不再存在什么差异。这种情况无需实际民主进程的助力便大大有利于专家政治，意大利最近的新总统上任并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但也没有遭到激烈的反对。我们从中便可看到这种情况。 按照经典的政治学理论，一种多党制的议会制度是建立在某种经过谈判调解冲突的机制之上的。各种利益的不同代表通过议会框架进行谈判，导致某种共同意志。这就是民主决策的根本机制。但是，如果政党发生了代表性危机，这一框架的运转也就发生了困难。在美国，茶党运动可以视为共和党的政治代表性危机的产物，占领华尔街运动则与左翼政党的危机有关。德国实行的是一种社会民主制，它比其他制度更为有效和更为牢靠，但代表性的断裂问题未必不存在。在西方，形成公共意志的这一基本结构——也就是民主形式——未必会发生改变，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传统的政党政治越来越不具有代表性。中国的政党体制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与欧洲的民主制度不同，但无论是政党还是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性危机方面的症候都很明显。越是想把自己变成全民党，传统政党政治的代表性危机就越深刻，其结果是两种现象的替代性出现，一种是民粹主义政治的升温，另一种是专家治国式的精英政治的登台。在法治基础薄弱和政治参与较低的社会，还可能产生政治的“密室化”。借鉴民主政治和新型的群众路线，都是避免后一种危险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