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治经济的功能和结构转型改变着国家的作用，并且为非国家角色的发展创造了空间。一方面，世纪之交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社会运动和全球交往网络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全球公民社会已然形成的证据；另一方面，国家越来越处于与全球公民社会、全球资本以及由三者共同结合而成的全球治理结构的复杂关系之中。现在，即使最保守的观点也倾向于承认，在全球治理中，全球公民社会已经占据一席地位，这构成了对国家的挑战。 然而，“正如没有一个以市场经济和公民权利为根基的现代公民社会，就难以建构一个现代国家一样，没有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公民社会也难以建构起来”①，国家和公民社会都不是固定的实体，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它们的结构、目标、支持者、规则和社会控制都会发生变化，在不断地适应当中互相转化和互相构造。②因此，如果因全球公民社会的迅速崛起而认为它带来了一种实现“自由人的联合”的希望，认为国家正经历着权力的严冬，则显得过于匆忙。在现时代，我们应该认真处理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合理把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为各自在未来政治中的角色做出恰当定位。 一、变动中的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 在20世纪晚期的历史中，国家经历了重大转型。促使国家转型的因素首先来自于积累策略的转变，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国家正由福特主义迈向后福特主义，即使在尚未完全实现福特主义的国家，后福特主义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后福特主义的典型形式也被称为以信息、高端科技、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它具有弹性化的生产方式和新的集体消费关系，其显著特点表现在：它是一种基于多技能工人与不熟练工人相结合的弹性机制和弹性系统的弹性运转之上的弹性生产，以空间经济和网络经济的运行为基础，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③资本主义积累策略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政治策略和领导权策略的变更，或者可以说，“福特主义不只是一种工业或经济的安排。它同样定义了国家、个人及社会的关系”。在后福特主义中，“基于阶级基础的政治是不可能成功的，个人主义及消费者是政治的基础，国家应该因此而重新为人们所认识”。④后福特主义时代的降临，技术和经济范式的转换，新的积累体制、调节方式及其社会化的重构，对国家的形式和功能提出了新的挑战。在福特主义工业社会中，国家履行三种特殊职能的能力——对工业的管制、对收入再分配以及实现充分就业——在后福特主义知识经济社会中都受到了削弱，比如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美国和英国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干预和调节方式为例，后福特主义正从官僚主义形式在合作结构中占据统治性的支配地位，走向扩散化的、非中心化的、更弹性化的组织形式。国家主要以培育知识基础、营造创新环境、提供制度设计为其关键的干预模式和调节方式。 影响国家转型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全球化。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大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以技术控制为核心）正在加速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变化，即从规模经济向灵活经济过渡，这种新模式是建立在生产过程的中心——边缘结构基础上的，大的跨国公司在其母国用少量的雇员掌管着金融、技术开发、组织和创新，而发展中国家成为其生产的车间。这就意味着在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主要由少数民族、妇女和移民构成的非技能劳动者，“失去祖国的”公司不再明显以民族国家的运行为基础。这一投资形式的变化直接造成了两大尖锐的政策问题：一是国家该如何避免大量的投资冲击和资本外逃，二是如何降低国内的劳动力成本。就前者而言，为了保持企业对投资的信心，国家无法再以惯常的通货膨胀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因为它带来高利率和企业利润的下降。就后者而言，国家不得不重新对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做出考虑。从全球社会流动的角度来看，不同形式的民族国家由于移民的不断增长而受到挑战，大量的移民降低了种族和文化的同质性以及公民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同时，全球化所彰显的自由与流动在增加经济和社会事务复杂性的同时，也提高了公民的自主性与自治能力，促成了这样一种趋势：公民要求获得自主和自治的权利，他们借助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和组织来实现这一愿望，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成为普遍现象。随着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增强，它已不满足于在规制市场、沟通政府与社会、承担辅助性福利功能中的无实权地位，而日益要求以一种扁平的权力结构替代传统国家与社会中存在的垂直权力结构。 由此，国家面临着新的变化，甚至可以说，国家正面临着危机。⑤首先，国家日益变得“非国家化”。民族国家机构正逐渐空洞化，其权力正不断地被超国家制度剥夺，或转移给地区或地方层次上的一些正在出现的权力网络，国家能力在超国家的、国家的、次国家的以及跨地方的层次上进行重建。第二，政治制度的“去官方化”。如果说非国家化涉及到民族国家活动领土的分散，那么去官方化则包含公共—私人划分的重新绘制、任务的重新分配、组织和任务之间关系的重新连接。第三，政策规制的国际化。国家内部行动的国际背景已经扩展到包括超地域或跨国的因素和过程，对于国内政策来说，它们在策略上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与政策规制国际化相应的是民族国家试图塑造国际政策规制的斗争。⑥ 概而言之，在新的时空定位上，国家的组织原则、制度建构和治理模式正在重新整合和重组。在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语境中，政治的总体反应可以简单归纳为：国家管理者、经济和其他社会力量正在试图将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国家转变为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它试图重新塑造国家行为，并试图发展新的统治和治理形式来致力于解决国家和市场中新出现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何为？事实上，各国都正在变化的处境中寻找国家的适当位置，努力改变全球政治重组远远滞后于经济重组的被动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