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Andrew Nathan、Timothy Cheek、杨光斌及审稿人的建议。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独特的变迁史，背后有着怎样的动因和逻辑?这个问题既是理解中国政治和文化转型的关键，也是探索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的一个突破口。一方面，当代中国与欧美先发现代化国家和大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都不同，市场化和全球化并未带来自由主义主导的政治思想，而知识界引进的新思想有时能改变社会，有时却得不到其他阶层的回应。这种思想变迁的保守性和不同步性，都亟待我们解释。另一方面，学界关于现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和思潮的论著虽多，但其研究范式仍与传统西方政治思想史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类似，基本属于人物和文本梳理。这样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有哪些思想”“在怎样变化”，却无法回答思想“为什么这样变”。正是出于这两方面原因，笔者试图走进思想的背后，对1978-2000年这一段时间的政治思想变迁给出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解释。 一、“何时变”“是什么”与“为什么”：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变迁之谜 回顾海内外学界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可以识别出不同的发展阶段。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处于一个规范主义的阶段。其关键词是“何时变”，因为“中国如何现代化”“中国人何时接受民主思想”这样的规范诉求是这一阶段研究的重心。虽说国内学界“左右论战”存在内部分歧，其实只是自由主义学者主张学习欧美主流的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路线，而新左翼理论试图将其升格为更激进的大众参与和经济平等诉求。①就海外学界而言，此时正值罗尔斯(J.Rawls)等人复兴自由主义和政治哲学后的热潮，同时发生的南欧、拉美和苏联东欧的“第三波”民主化又在践行自由主义的成熟宪制框架。因此，当研究者把目光投向同样在转型的中国政治思想，其焦点自然也是中国什么时候完成“自由民主化”。②然而，中国社会及其思想并未像预期的那样发生西方式转变。 以2003年左右“中国崩溃论”遭质疑、“威权主义韧性”之争③引发关注为标志，整个中国研究界开始转向。于是21世纪初的研究进入一个实证主义的阶段，试图回答“是什么”。海外学者开始提倡“进入”中国，探寻中国的知识分子、干部和民众的思想究竟如何。几个重要的调查项目催生了一波针对民主、权利和东亚思想传统的新论著，发现：干部的学历升高，但思想上仍然以经济和稳定为先；民众中的民本主义者、缺乏政治知识者要多于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虽然熟悉各派现代性思想，却缺乏政治影响——这三个阶层的研究构成了一幅保守而稳定的思想画面。④而在国内学界，一方面思潮研究兴起，学者开始总结中国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政治思想⑤；另一方面，解读“中国模式”的作品多以大政府和民本主义传统来解释中国政治思想的独特性与稳定性，也与海外中国研究的结论遥相呼应。 无论学者们对中国的思想现状在价值上如何评论，今天都可以说，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是什么”的问题已逐渐明晰，接下来的挑战则是回答“为什么”。尤其是：为什么在革命年代的激进社会主义思想和20世纪80、9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想都逐渐保守化，甚至转向民本主义等传统立场?对于这一关键问题，海内外学界争论不休：有人认为中国民众受儒家文化影响而倾向于信任现政府⑥；有人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主动引导的结果⑦；还有的研究揭示了外部知识对思想的影响，例如看到外国动乱的人更容易支持保守和稳定⑧。 这些方兴未艾的、探究外部因素与政治思想关系的实证研究各有贡献，也开始超越了20世纪下半叶“经济发展—民主思想”的旧理论。但是，很多热门著作并未深入思想生产和变迁的内部，甚至存在严重的误读。一个例子就是沈大伟(D.Shambaugh)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⑨：有不少他认为来自“共产党”的“分析”，其实出自中国的学术期刊和专著；他引用的“分析家”，也有不少是专业学者，这些人未必代表或者赞同官方的观点。研究者如果不知道其分析的这段思想到底代表谁、从哪里来，即使数据再庞大、细节再丰富，也可能成为误读。 因此，笔者提倡一种不同的研究方向：进入思想的社会实践过程。因为无论实证研究发现了多少影响思想的因素，研究者都需要进入思想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本身，才能完整地揭示思想变迁的逻辑，此即由来已久却未在中国学界引起足够重视的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方法。 二、“窄”与“宽”：知识社会学及其本土应用 当孔子师徒完成《论语》，或者洛克的《政府论》被引入中国，整个国家的政治思想就会因此而改变吗?这就是知识社会学处理的问题。传统思想史研究所不能解释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因为它们大多是对孔子、洛克的人物研究或者《论语》《政府论》内部的命题研究。梁启超曾批评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谱”，因为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⑩此话当然过于夸张，但确实点出了传统人物导向研究的问题，因为它们对某几位精英、某几本著作、某几句名言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这种思想史叙述可以称之为“窄的思想史”。思想史之所以偏爱窄叙述，究其根源，是研究者的关切在规范层面上，要发掘“谁的思想更有价值”，而不是要回答“谁的思想影响了历史”。 20世纪初，曼海姆(K.Mannheim)开创了第一代知识社会学。他综合了马克思等人的成果并提出，任何思想均由历史—社会情境塑造，思想不能与思想者的行动和阶级(class)分开。(11)但第一代方法过于强调阶级决定论，对知识形成和传播的微观机制不甚了了。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起，以福柯(M.Foucault)和布迪厄(P.Bourdieu)为代表的第二代知识社会学渐成主流。(12)一方面，福柯强调国家权力的影响，正如他在《规训与惩罚》中的名言：“权力—知识造成了人文科学的历史可能性”(13)；另一方面，他们更关注具体场景对思想知识的塑造。如今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正在从知识的传播扩展到知识的生产，将知识分子看作更多样化的群体，更关注微观的场域(field)和小圈子(circle)，并开始结合性别和地理研究。(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