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中国“教育焦虑”与后人类未来 教育，在当代世界各个社会中，都是一个核心的社会性焦点。当代中国尤其如是，就在2017年，“减负”“高考集中营”“吼妈”先后在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激起了现象级讨论。中国家长们在下一代教育上的金钱与精力的超强投入，从“天价学区房”“租房陪读”“影子教育”等成为社会性热词就能看出。而同这种投入相伴随的，便是高强度的“教育焦虑”。这种“教育焦虑”，最直接地体现为孩子对学习的焦虑。 2007年，由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发布的历时3年多涉及全国13个省约1.5万名学生的《中学生自杀现象调查分析报告》揭示：当时中学生5个人中就有1个人曾经考虑过自杀，占样本总数的20.4％，而为自杀做过计划的占6.5％(谭萍等，2014)。2014年发表的一项涵盖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大样本(2000-2013年间的153245例)实证研究显示，“青少年中学生自杀意念报告率为17.7％，自杀计划报告率为7.3％，自杀未遂报告率为2.7％”，并且“学习成绩越差，自杀相关行为报告率越高”(董永海等，2014，第535页)。早先一项实证研究也显示，“初中生存在的最严重的焦虑问题是学习焦虑，检出率为49.2％”(曾雪梅，2009，第39页)。《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3年媒体上关于中小学生自杀的报道共计79例，其中自杀率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攀升，初中最高，高中次之。2017年新春开学之初，上海市三天发生三起初中生跳楼自杀事件，掀动新闻媒体与社交媒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市主要领导提出必须为学生“减负”，并强调要正视如下现象：“孩子们的上课时间、做功课时间，远远多于大人的上班时间。”(孙庆玲，2017；朱珉迕，2017) “教育焦虑”并不只是落在孩子这端，家长们自身亦极度焦虑，并且，孩子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家长焦虑的产物，同时亦刺激家长焦虑进一步加剧。2017年12月，人工智能教育平台“阿凡题”基于其线上近亿注册用户与线下近百家实体店用户的调研数据，发布互联网教育大数据报告《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中小学生写作业时长是全球平均水平的近3倍，而91.2％的家长都有过陪孩子写作业的经历，78％的家长每天陪写。陪写作业已成为影响中国家长幸福感的主因：每天上班、陪写作业无缝衔接，使人身心俱疲，并且75.79％的家长和孩子因写作业发生过矛盾(阿凡提，2017)。《东方网》报道：“秉承着‘一陪成学霸，不陪成学渣’的原则，家长们纷纷对孩子进行360度全方位无死角一对一的VIP辅导，可是孩子不自觉、做功课动作慢、思想不集中，而妈妈们‘好好说话’根本没用，讲话一般靠‘吼’，这成为很多家有学生娃家庭晚饭后的常态。”该报道中，精神心理科医师受访时谈到，“家长发现孩子学习压力大、焦虑压抑来医院进行心理疏导，这已成为现在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并且，“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来就诊，但自己的焦虑情绪明显比孩子更严重”(刘轶琳等，2017)。换言之，在当代中国“教育焦虑”同时发生在孩子与家长身上，并互相加剧。 家长的“教育焦虑”，并不仅仅缘于超长时间的陪写作业。发表于2016年的一项关于中国家庭收入与教育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1981-2009年)揭示，中国家庭教育投入的增速大于——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甚至是远大于——家庭收入的增速：“家庭收入每增加1％，城镇和农村家庭的边际教育投入分别增加1.1％和1.48％。”(周红莉等，2016，第47页)①另一项实证研究则显示，在2013年，“家长的月收入每增加1元，每年在每名子女上的教育花费就增加2.442元”(谷宏伟等，2013，第73页)。通过并置这两项实证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近几年来中国家庭教育投入的巨幅增速——可以想见，当下这个数据应该要高于2013年的2.442％。2010年一项关于中国个人教育投资风险的实证研究揭示：在2002年中国教育投资风险值已“高于大部分欧洲国家”，“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具有相对低收益、高风险的特征”(刘丽芳，2010，第105页)。十几年后的当下，这个风险值还在蹿升。换言之，中国家庭在下一代教育上的超强投入，并不能在孩子日后的就业收入中获得预期“回报”，而是必须创痛性地面对如下状况：“完成高等教育或仍然面临各种类型失业，或为了就业不得不从事不满意的工作，或获得工作的收入远低于预期，出现了与高等教育投资预期存在较大落差的结果。”(马文武等，2017，第71页)尤其是晚近这些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高学历低就业的现象十分普遍，很多大学生甚至面临“毕业就失业”的状况。这种日益加剧的“高投入低回报”状况，才是当代中国“教育焦虑”的更深层肇因。 无可争议的是，当代中国的教-学实践，围绕着以高考为核心的诸级升学考试而展布，而其最终目的，则落在就业上。当代中国家庭在教育上同其收入“不成比例”的巨额投入，事实上被理解成对未来的“投资”。用日常生活用语来说，硬扛高负荷(孩子家长双重高负荷)成为“学霸”为了什么？是为了高考。高考为了什么？是为了进入“名校”以便日后找到好工作。然而问题恰恰在于：高校越来越不能有效帮助毕业生面对各种挑战。这种状况，实质性地导致了当代中国教育投资上的高风险值。对于这个状况之产生，我们可以分析出一组细部的，并有望通过政策调整加以克服的社会肇因，如高校扩招、教育过剩、用人成本变高等。然而，它有两个很难克服的根本性的时代肇因。 肇因一：知识的迭代更新越来越快，在大学中获得的知识，毕业时已是大多趋于陈旧。当代中国高校的激励模式，致使科研能力强(意味着持续保持自身知识更新)的教师不愿意投精力于教学上；而大量站在教学岗位第一线的教师们的知识结构，往往还停留在他们自己当年的求学期。更关键的是，正如韩愈那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所界定的，“师”的崇高地位，其实是建立在如下哲学预设上：下一代年轻学生所遭遇的“惑”，上一代的师者们是能够用他们的人生视野、知识积累、生命经历来“解”的。然而，在以“加速主义”(威廉姆斯·斯尔尼塞克，2018)为标签的当代，这个预设已然无法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