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9)01-026-(9) 现代政治学产生于美国，早期的比较政治学也是以美国政治为重点研究对象，带有明显的“美国印记”，但在研究方法上却受到欧洲哲学的诸多影响。大部分学者使用历史学方法研究与国家相关的问题，形成“有限国家研究+历史学”的模式。正因为研究方法的非“科学性”，早期的比较政治学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科学，仍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直到行为主义革命后，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开始强调研究的科学性、提倡“价值中立”，定量分析方法开始进入学科研究视野，政治科学范畴下的比较政治学由此产生。可见，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门学科研究议题的范围、研究视野的广度和深度，量化研究方法直接推动了整个比较政治学学科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 量化方法的重要性使其成为方法论领域的重要议题，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西方，三本经典定量研究方法著作于1959年诞生，包括格奥尔格·布尔丁的《政治学方法》、杜威格的《政治学方法论》和布雷希特的《政治理论》。在中国，从1979年比较政治学恢复到2008年6月，共出版9本方法论教材，其中有8本书介绍了量化研究方法，6本书侧重介绍定量分析方法，包括王德育的《政治学定量分析入门》和李瑛的《现代政治学计量方法》两本原创著作。①量化研究方法已经在比较政治学主流研究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使用，在研究设计、数据分析、案例选择、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但是，这是否意味着量化研究方法会逐渐取代定性分析，成为比较政治学唯一的方法论范式？比较政治学视域下量化研究方法是否存在使用边界？本文通过分析和反思比较政治学的量化研究方法，肯定量化研究于比较政治学的突出贡献与适用性的同时，尝试界定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边界，为比较政治学的科学实证研究奠定方法论基础。 一、量化研究方法对比较政治学的突出贡献 研究范式主要是指导研究者选择问题、评估数据、建构理论的价值取向，是科学研究在构建理论框架和运作过程中的操作规范，决定着研究技术的选择、研究对象的范畴和研究议题的深度，是制定研究设计和实施研究实践的前提条件。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收集资料、分析资料的手段和操作规程，具有专门性、技术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研究技术层面，定性分析指研究者凭借直觉经验选择研究问题、考察研究对象及对象之间的联系、解释政治现象的方法；定量分析是指研究者依据统计数据，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析研究对象的指标和数值的方式来解释研究问题。可见，两者在是否使用数据资料证明理论假设方面就存在本质差异。随着行为主义革命的发展、新兴独立国家数量的增加，定量分析成为比较政治学主流研究方法，既推动学科方法论范式和理论范式的转变，又推动学科朝着科学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 1.比较政治学视域下方法论范式的转变 “密尔五法”(“穆勒五法”)是传统比较分析的逻辑基础，用来确定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包括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并用法、共变法、剩余法。其中，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基于“求同法”和“求异法”，发展出“最相似体系设计”和“最不同体系设计”。“最相似体系设计”是通过控制大量的变量(相似点)，寻找少量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不同点)；“最不同体系设计”是选择两个或多个在本质上不相似的研究对象，通过控制大量的不同变量，寻找少量相似的自变量和因变量。 但是，“密尔五法”仅适用于小样本研究。一方面，比较政治学初期研究对象为数量有限的西方发达国家，旨在研究各国政府体制、政党制度、国家结构等具体制度设计；但二战后，大量新兴民族国家成为学科研究的焦点，传统的小案例比较分析方法无法涵盖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求同法和求异法都是单因解释，无法阐明事物发生背后的真正动力和原因，要求学科逐渐朝着多因解释方向发展。研究对象的扩大和多因解释的要求都推动了量化研究在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的发展和使用。 与此同时，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也推动比较政治学方法论范式的转变，促使实证的、经验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发展为学科主流。格林斯坦认为行为主义运动使比较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科学。可以说，行为主义革命后的比较政治学完全带有“美国烙印”，强调方法论个人主义、研究的科学性、价值中立等理念。拉斯韦尔、杜鲁门、阿尔蒙德、伊斯顿都是运用量化方法研究政治现象的代表性学者，他们构建的理论范式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2.比较政治学视域下理论范式的转变 量化研究方法推动了大量经典命题和理论范式的产生，为比较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创“范式”概念，提出常规科学的本质是“解谜”、科学革命的本质是“范式革新”的观点。相比于常规科学，科学革命遵循“反常现象出现-范式修改-常规科学规则模糊-先前范式崩溃—科学危机—新理论范式产生”的路径发展。事实上，比较政治学学科史的发展也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着“范式革命”路径(如表1所示)，其中量化研究方法的认知差异便是库恩提及的“反常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