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迈向参与式民主

——麦克弗森民主思想评析

作 者:
卢瑾 

作者简介:
卢瑾,云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卢瑾(1973-),女,云南腾冲人,博士,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

原文出处: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美国学者麦克弗森深刻剖析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基础,追溯了自由主义民主从保障式民主模式、发展式民主模式到平衡式民主模式的发展历程,指出当代自由主义民主需要第四种模式——参与式民主——来对其进行修正。同时,关键问题不是参与式民主将如何运作,而是如何能迈向参与式民主,因此,金字塔式议会与政党制相结合的模式最为可行。虽然,麦克弗森既批判资本主义但又保留并捍卫自由主义价值,使其民主理论具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他对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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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10)06-0015-03

      一、为何迈向参与式民主

      麦克弗森以对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分析而闻名。他的参与民主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和发挥,其核心是认为现代西方引为自豪的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有着深刻的缺陷,而历史和社会根源便是它的占有性个人主义。在他看来,“在西方的社会和思想中,自由主义优先于民主,占有性个人主义优先于(并形成了)自由主义。但是,占有性个人主义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因此,这种现代综合是不稳定的,它的民主成分因为那个强大但又与它不相容的同伴而严重失效”。[2](P123)

      麦克弗森指出自由主义民主的基础是“占有性个人主义”,他描述了占有性个人主义在17世纪政治哲学中的产生和发展,并指出其特征:“(1)使一个人成为人的是摆脱对他人意志的依赖。(2)摆脱对他人的依赖意味着,除了个人依据对自己利益的看法而自愿加入的关系以外,摆脱任何与他人的关系。(3)个人本质上是他的自身和能力的所有者,对这些东西他毫不归功于社会。(4)虽然个人不能让渡他自身这个完整的财产,但是他可以让渡他的劳动力。(5)人类社会由一系列市场关系所组成。(6)由于摆脱他人的意志是使一个人成为人的东西,因此每一个人的自由只能受到这样的义务和规则的正当限制,这些义务和规则对于保障他人的同样自由是必要的。(7)政治社会是一项人类的发明,目的是保护个人对他自身和他的财产的所有权”。[3](P43)与这种占有性个人主义相对应的是一种社会类型,麦克弗森把它称为“占有性市场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政治权力保障契约,但和早期社会不同,它并不强制性地分派工作或报酬,而且土地和资源归个人所有并可通过市场自由转让。按照他的说法,占有性个人主义是17世纪直到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基础。据此,他提出自19世纪初以来,西方社会已先后出现了三种自由主义民主模式,较后出现的模式都是对前一种模式的修正或改进。

      第一种是保障式民主模式。按照麦克弗森的观点,这种模式是19世纪初由英国功利主义学派的开山鼻祖边沁(Jeremy Bentham)和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构建的第一个自由主义民主模式。19世纪初,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在此背景下,边沁和詹姆斯·密尔主要关注的是改革贵族政治,通过投票权来使政府保障私人的利益,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功能。他们“并不热爱民主,也不认为民主能够有提升道德的力量;它只是假定天生自利而相冲突的个人,无限追求个人私利,所必然推导出的统治方式”。[1](P43)因此,他们设计的民主模式只是用来改进富人作为统治者的表现,保障公民不受政府压迫,提高生产力而已,偏离了民主对于平等的要求。

      第二种是发展式民主模式。麦克弗森提出,这种模式是19世纪中叶由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构建的。当时,阶级分立的西方社会剥削性质日益明显,劳工生活日益恶化,这使得必须修正原始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密尔并未忽视投票权的保障功能,只是更为关注保障改善人类的机会,“他所强调的不是维持民主的运转,而是强调有助于人类发展的民主政治”。[1](P47)因此,这一模式蕴涵着道德的含义。麦克弗森认为,密尔之后,巴克(Barker)、林赛(Lindsay)、杜威(John Dewey)等英美思想家抛弃了密尔的复票制思想,但是接受了发展式民主的理想,甚至更具有道德色彩。但他们过分肯定人的善意和理性,过于理想化,极少涉及经验世界的事实。于是,出现第三种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对此进行修正。

      第三种是平衡式民主模式。平衡式民主又可称为多元精英平衡模式。麦克弗森认为,这一模式最早由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它将政治社会看作经济市场,将公民当作政治市场上具有不同需求的消费者,并发现类似市场运作的民主机制产生了稳定的平衡作用。麦克弗森指出,即使此模式是良好的政治市场模式,但仍不够民主。他认为,这一模式“并不像它表面上那样民主:它产生的平衡是一种不平等的平衡;它声称要提供的消费者主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幻想:而消费者真正享有的主权,实际上是违反了民主的要旨,即每个人都有权去运用和发挥自己的能力”。[1](P86)在麦克弗森看来,这一模式伴随着寡头政治、不平等与冷漠等问题,“民主最根本的目标——平等和人民主权——受到了扭曲”。[5](P204)

      因此,到20世纪,占有性市场社会面临着一个无法避免的悖论:一方面,它不得不面对占有性个人主义假设的现实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现时的市场社会结构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提供一种必要条件,从这一条件中能够推断出正确的政治服从理论。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不得不继续建立在占有性个人主义假设之上,因为这一假设在占有性市场社会中仍然正确,个人仍然像以往那样是自己人身的占有者、使用者,是自己能力的发挥者,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仍然是市场关系的基础。但同时,市场社会结构在私有制度的作用下逐渐产生了破坏其自身存在的前提,即大多数人因失去接近劳动工具的可能而不再服从于维护市场社会的政治秩序,自由国家的整合遭到了空前的侵蚀。这一两难对占有性社会而言是致命性的。而且,随着占有性市场社会发展的深入,这一两难就有可能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6]因此,需要寻找新的模式来对自由主义民主进行修正,在麦克弗森看来,这就是第四种模式——参与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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