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从未解决其自身的危机趋势；它只是将其挪来挪去。理论告诉我们就是这样，而且这也是过去40年的历史。 (Harvey 2011，p.11) 对治理范式的反思 20年前，鲍勃·杰索普(Jessop 1998)发表了一篇有关“治理的兴起”和“失败的风险”的具有定义意义的文章，以经济发展为例，就当时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形态的关注点形成架构。这篇经典的社会科学论文承担了四项任务。第一，它勾勒了人们对治理的兴趣，描绘了治理的兴起，即市场、国家和伙伴关系在经济协调中的作用，并具体阐述了主要针对西欧经济发展以周期方式进行的协调。第二，将此置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实践的变化之中，置于杰索普所称的“治理实践”(Jessop 1998，p.32)——如协调、反思、对等级形式组织和国家的结构重建——之中。第三，本质上，杰索普对“治理失败”的性质、形式和逻辑提出了一些初步反思，并在引用哈维(另见Harvey 2016)上述文字的同时指出： 人们越来越着迷于治理机制，将其作为市场失灵和(或)国家失败的解决方案，这不应当使我们低估试图用治理取代市场和(或)等级制度所包含的风险，以及可能由此带来的治理失败。然而，尽管已经存在大量有关市场失灵和国家失败的文献，但对治理失败的直接、明确、集中的关注却少得多。当然，如果社会科学承认市场失灵和国家失败，我们理所当然也应当将治理失败作为主题来讨论。 (Jessop 1998，p.38) 杰索普接着预测说，如同市场失灵和国家失败一样，治理最终也会失败，尽管到那时候这种失败采取的形式可能是开放性的。正如杰索普在结论中指出：“确实，由于社会领域结构日益复杂，透明度日益降低，对社会的多种目标在一个宽广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不管是通过市场、国家、合作伙伴组织，还是通过其他机制)进行调控的大多数尝试，以失败告终的可能性最大”(Jessop 1998，p.43)。第四，在此基础上，杰索普就“元治理”(也就是说，对治理进行的治理)以及国家在管理不同协调模式时在管理得当和管理失当方面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情况提出了初步见解。与此相关的是治理所面临的四大“治理两难困境”(Jessop 1998，p.41)，以及需要治理研究者揭示的挑战，即合作对竞争、开放对封闭、治理能力对灵活性、责任对效率。在这里，杰索普力图找出治理的矛盾性，而不是像斯托克(Stoker1998)所说的那样寻找互补性。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Etherington and Jones 2018；Jones 1997)强调过的那样，杰索普研究的优势——定位于高度的抽象、需要中间层次的地理和空间分析——往往要求其他人来填补“实践”的空白，并在理论和经验上向前推进。我这篇在杰索普论治理及其兴起和风险的论文发表20年之后发表的文章，即着力于此。本文将讲述英国(尤其是英格兰)的治理如何确实反复轰轰烈烈地向前推进，而且根据杰索普(Jessop 1998)的说法，如何确实不断遭到明显的失败。本文将揭示杰索普所说的治理在实行中面临的困境，以及具体地说，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趋势是如何使得对地理空间的使用成为必要，这些矛盾和危机趋势又是如何在地理空间中或通过地理空间展开的。没完没了的结构调整的弊端，正在侵蚀地方的经济发展——“当抢椅子游戏结束时，谁会无椅可坐，这种不确定性会让整个系统都陷入瘫痪”(Mulgan 2010，p.1)——这确实是一场地理游戏。在这种意义上，本文证明杰索普(Jessop 1998)的预测是正确的，不过我们须批判性地思考治理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以便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联系。下文将就此展开论述。 “全盘改变”：大力推进跨越不同空间的治理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Jones 2019)详细说明的那样，本文作出假设的证据，始于英国政府研究院(IfG)2017年发表的一份直言不讳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报告，该报告有一个贴切的标题：“全盘改变：为什么英国如此倾向于不断改变政策，就此又能做些什么”。该报告声称，从未间断的折腾修补，正在给经济治理造成巨大破坏，这种折腾修补的基本原理完全是一团浆糊。30年间有28次立法修改，48任国务大臣的变动，使得政府研究院的评估报告因此能仔细观察政府政策目前极快的变化速率，以及这种变化如何影响包括地区政府在内的许多治理部门，如何影响产业战略，继而影响教育。改变的理由，或者像政府研究院所称的“瞎搅和”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几个因素，包括人们对区域治理的目的、将权力下放给哪一个空间层次才适当存在分歧，英国政府不愿意相信现存的地方机构，而从文献研究得出的各种观点并不均衡和确定。简言之，这三个政策领域被称为“拆解重组”(redisorganisation)和“协调一致”(accordianisation)的领域，对于其中的“不断创新”——从制度上进行的不断集权和分权(让所有人都晕头转向)的必要性，人们无法给出充分的解释。该报告称，“在20多年的时间里，区域治理的主要载体，包括政府机构、地区会议、区域开发机构，还有目前的地方企业伙伴关系”，单是一个政府部门不断重组的成本，每年就高达约1500万英镑(Norris and Adam 2017，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