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7-0073-08 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体现了它对科学方法论的重视，甚至依赖。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行为主义理论的兴起，为比较政治研究进一步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从以往偏重于历史、制度等文献性的描述迅速发展到通过建立价值系统进行比较、评价的更高研究阶段。它建立了有序的政治学研究体系，主要涉及政治系统、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决策、政治执行等研究领域；它拥有严格、有效的分析工具，其中，政治文化作为政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提出，进一步补充了进行学术研究的手段。它为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解释视角，比起制度、经济等解释，政治文化是解释不同政治体系之间差异的唯一的、重要的因素。[1](P71)它帮助政治分析家把文化变迁的心理层面与更大的政治发展问题联系起来，提供了一种把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联结的方法。[2](P124) 阿尔蒙德是较早提出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学者，他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分类以及分析方法；此后，虽然有关政治文化的理论讨论和应用不断扩展，但基本上还是沿用了阿尔蒙德的理论概念和基本逻辑。然而，在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中，“公民文化”理论之工具性价值逐步体现出来。虽然，如阿尔蒙德所说，公民文化是一种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政治文化，但它并非仅适用于解释民主政治生活。它包含了进行比较研究的价值指导，指出了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径，形成一种分析方法，对深入解释不同国家、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现象具有极大的帮助，由此成为学术活动可操作的理论工具。本文试图对公民文化理论做出分析，在阐述理论内涵的同时，对其工具性价值的应用给予解释。 一、公民文化理论基本内容及其价值 (一)公民文化理论的基本内容 1961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撰写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中的政治态度与民主制》，提出公民文化的概念。他们在对政治文化分类的基础上阐释了一种混合型政治文化形态，这就是“公民文化”。所谓混合的政治文化，正如阿尔蒙德解释的那样，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政治文化的融合。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分类是基于不同社会公众对政治权威的认识及其态度、政治统治权分化与否以及公众政治参与程度等主要标准做出的。概括地说，传统政治文化基本表现为公众对统治权力的依附，从而形成对政治权威的服从或忠诚的态度，统治者权力集中，以及缺少公民政治参与；而现代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公民政治参与的加强。阿尔蒙德指出，公民文化的混合性就体现在传统社会对政治权威的态度与现代的公民参与要素的结合上。具体地说，它表现为各种政治要件的平衡。 其一，公民文化是共识与分歧平衡的政治文化。[3](P436)现代社会首先是多元化社会，政治多元化是现代政治基本特征之一。一个社会中如果缺少一定的结构性分歧是不可思议的，公正的利益分配便不存在意义，也不可能产生现代民主政治；同时，如果没有一致，那么则意味和平解决政治分歧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处于分裂之中的政治体系势必在不断的争端和冲突中受到威胁。因此，一个社会应该有一套普遍的、具有支撑作用的价值存在，成为建立社会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以此凝结政治共识。 其二，公民文化是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规范与参与行为的平衡。[3](P426)虽然公民文化具有现代政治文化的元素——政治参与，但是阿尔蒙德等通过大量的调查资料证明，从个人的价值取向来说，大多数民众并不倾向经常性地参与政治行动，而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参与往往是不得已的行为，比如，在长期的利益表达受阻的情况下进行的，或是盲从的行为。就建立政治秩序而言，经常性的、大规模的群众参与行为既是缺乏政治认同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将在政治对抗中激化矛盾，造成更大的政治不信任。在公民文化中，公民首先拥有政治参与的权利意识，而且社会具备进行参与的制度安排(即阿尔蒙德所说的“参与规范”)；而就公民的参与行为而言则是消极的、非主动性的。因为，公民权利保障及进行参与的制度安排，已经提供了公民表达利益要求、影响政治过程的可能。另外，公民政治参与的平衡还表现在选择政府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和选举之后公民的消极参与方面。[3](P426)在对政府赋予权力的过程中，通常需要公民积极参与选择政府的过程(参与选举)；而一旦政府被正式授权，公民则把权力交给政府行使，使其拥有做出政治决策的空间，公民参与则回归“消极”的状态。 其三，公民文化能够促使政府权威与政府责任趋于平衡。[3](P424)民主政治要求政府既要具有政治权威，又要承担政治责任。通过民选程序和宪法授权政府取得政治权力，这是现代国家获得政治权威的重要的程序安排。政治权威使政府能够有效行使职权，推行公共政策。但现代政治观念又强调政府应该对社会承担责任，即政府能够“对公共舆论的变动做出准确、迅速的反应”，“能够根据公共利益的一些想法来证明他们统治的结果是正当的”。[4](P39)阿尔蒙德也认为，在政府的权力和政府的责任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是民主制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但是，公民政治参与能够促使政府产生这样的责任意识。只要公民拥有权利保障，就能够形成对政府的制约，致使政府“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不是因为公民正积极提出要求，而是防止公民成为积极的”，这被称为政府的“先于行动的反作用规律”(law of anticipated reaction)。[3](P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