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意识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满足特定社会发展要求，与国家制度、社会性质在逻辑上互洽的公民思想和观点。中国公民意识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发展目标应当是：在广大公民中培养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为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努力。①然而，“公民意识”自上世纪80年代末为我国学术界重新认识以来，尽管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的运用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当下也面临着一大问题：有些学者片面强调现代西方国家的公民意识理论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却忽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对当代中国公民意识建构的导向作用，从而使中国公民意识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独立性话语权，陷入了“照搬有余、创新不足”的尴尬境地。本文将对西方公民意识的普世性问题进行探讨，并试图挖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蕴含的公民意识思想，为中国公民意识建构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向路。 一、对“普世性”的西方公民意识保持警醒 “西方公民意识”与对“西方”的理解紧密相连，“西方”是一个基于地域、文化、意识形态的混合概念，既涵盖了西欧、北美，以及受之移民或殖民影响强烈的国家；又代表着一种以个体性为主要特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与以整体性为特征的东方文化相对；还在政治意识的角度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对应于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公民意识就是在西方的地域指征、历史文化、政治形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关于公民对自己在国家和社会共同体中的地位，及其与国家、社会、其他公民之间关系的理性认识。“中国公民意识”则可以作出与此相对的解读。 不可否认，公民意识作为全人类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它是工业文明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其产生与推进具有相对的普遍性与客观性，在中、西方公民意识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通识性的话语常识，一些共享性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一些共同关注的议题和场域。从借鉴共享的角度来看，由于西方公民意识发生久远，与之密切相关的“公民”、“公民教育”、“公民社会”等概念都源自西方文化，对它们的历史考察也要溯及孕育着西方政治文化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加之现代西方公民意识在市场经济、政治国家、社会组织日益成熟的共同作用下，业已形成了一套较系统、较完整的体系，中国公民意识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对西方公民意识思想和观点进行甄别、借鉴、吸收，以及对其形式与方法加以选择、转换和改进。如西方公民意识对个体权利的维护，对公民主体意识自觉的促进，对法律和契约的推崇，对公民意识培育的参与和社会化模式等等，都为中国公民意识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丰富资料。 然而，公民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中、西方公民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有各自独有的时代机缘、相应的公共生活建制、特殊的价值基调抉择和特定的政治意蕴：作为对传统政治“宏大叙事”进行“创造性破坏”的民主政治的产物，西方公民意识自始就不是秉持价值中立的“全人类意识”抑或是“全方位的社会活动”②，而是西方具有强烈的历史批判性的主体自觉，它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是维护资本特权的意识形态，预设了资本主义的自由观、民主观、权利观、国家观和社会观，潜藏着资产阶级倡导的政治文化价值。而中国公民意识的形成有其自身特殊的演进逻辑、动力机制和实现路径，它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是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权利为己任的意识形态，内在地体现着社会主义本质，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呈现出先进性与广泛性、长期性与艰巨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特征。③这些用西方流行的“话语范式”是无从解释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方公民意识之间的种种差异被有意地遮蔽了。20世纪中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经济、科技和军事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所谓现代化战略，借机抢占道德、文化和思想意识领域的制高点，大肆推销以“西方自由、民主、权利”意识为核心的公民意识，意在培养接受所谓“普世价值”、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世界公民”。在此背景下，西方标准化、趋同化的公民意识迅速向非西方国家传播，受这股思潮的影响，我国的一些研究者也拘泥于用西方公民意识理论，来解读和嫁接中国的公民意识培育，却淡化了公民意识的社会制度属性和中国特色。实际上，西方公民意识被刻意包装成具有普世性的“现代文明意识”，无非是这种“普世性”的面纱，适应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需要，实则是“冷战思维”的变体。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④只不过是这种“推行所谓文明制度”的“地带”，从领土扩张向精神性领域转换，推行的手段和方式，从军事征服向文化和技术转换，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强权不折不扣地发展成为文化霸权。当前，在“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和平演变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剥夺我国人民主宰自己国家命运的权利，使中国变成西方大国的附庸”⑤的图谋远没有停止的形势下，如果按照西方设定的思想轨迹来培养我们的公民，无异于自行解除了思想武装，最终逃离不了“使自己在丛林法则下变成可怜的羔羊”的悲惨命运。因此，我们首先要清醒地意识到：历史并未终结，世界并未同质，西方公民意识不可能成为建设中国公民意识的救世良方。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在观念中克服强势文化的支配；在理论中澄清中国和西方在公民观、国家观、社会观上的差异，认清西方公民意识的实质；在实践中抵制西方发达国家将自己的理念强加于别国，从思想观念渗透入手成就世界霸权的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