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比较政治领域出现了一波关于质性研究和小样本方法的发表浪潮。①这些研究以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比较方法论为基础，②但又与此不完全相同。早期比较工作将质性方法看成是其他方法(如统计方法)很难奏效时不得不诉诸的一个不完美的替代，而90年代之后的研究则强调质性方法在比较研究中的独特优势。这一新的强调反映在研究实践当中。当比较政治领域的学生们认识到质性方法对于一些问题本质的把握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时，他们很多都完全转向了质性研究，而不是仅仅把质性研究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使用。 今天，比较政治领域的学者们已经使用质性方法来讨论几乎所有的实质性议题。例如，在这一领域的任何一个核心议题上，我们都可以指出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内容涉及)民主与权威主义、③经济发展、④市场导向的改革和管制、⑤国家建设、⑥民族主义和族群性、⑦暴力和国家失败、⑧社会革命和变迁、⑨社会运动、⑩选举与政党体制(11)以及社会政策(12)。虽然这样的罗列仅能触及到大量文献的一个表面，但是它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目前质性方法在比较政治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在一些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的研究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质性方法的独特优势。譬如，理性选择研究经常使用质性方法来生成和验证假设。 研究者经常用非数学的方式去生成一些可以在小样本中得到检验的理性行为假设。(13)实际上，最近发展的“分析性叙事”(analytic narratives)便是一个将理性选择理论与质性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的绝佳例证。(14)同时，比较政治中的统计分析也越来越将质性的案例分析作为因果推理的一个补充模式。(15)实际上，在一些多方法的研究中，质性的案例研究是最主要的因果推理方式。 对质性方法的日益强调激发了一系列讨论相关比较方法的优秀论文。(16)同时，这一领域在过去的5年中出版了不少于10本的质性方法著作，这一点让比较政治领域的研究者很难跟得上这些新近的发展。(17)本文把近期比较政治领域中关于质性方法的新发展以及主要争论集中在一起进行讨论。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述评：理论发展(theory development)和理论检验(theory testing)。 一、理论发展 在政治学的一些分支领域中，研究者可以在一些普遍研究程式(general research programs)的框架下展开研究工作，这些研究程式为可供检验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一些基本层面的假设。例如，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研究经常围绕诸如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些研究程式展开。(18)但是，在比较政治领域中，分析者还不能围绕类似的同心圆式的研究程式展开研究。 比较政治的研究者往往在多个面向的路径(战略选择模型、国家中心路径、代理人—庇护者模式、国际依赖理论，以及更多)中找到理论的灵感。这些路径强调特定的、关键性的原因，但是却缺乏一种与研究程式或理论范式相联系的普遍性。比较分析者——无论是理性选择理论家、结构主义者或文化主义者(19)——通常将不同的研究倾向的不同要素结合起来以形成自己的理论。 由于比较分析者在单一且宏观的理论程式之外去展开研究，所以他们在研究之前很容易缺乏那些成熟的、可验证的假设。因此，对于那些试图从研究专题(research topic)转为具体命题(specific proposition)的比较主义者而言，发展可验证假设的方法论工具是非常有价值的。 定量方法在提出那些分析者可以遵循并形成一组构成可验证理论的假设方面是相对无力的，虽然一些具体的定量研究也在努力实现某种解释性的研究。相对而言，质性方法为构设研究问题和形成可检验假设等提供了多种工具。 (一)新假设的生成 可能没有人会否认，多年以来质性研究者已经在比较政治领域贡献了许多有趣的假设。我们仅仅需要回顾几个最能激发讨论或最被认可的假设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假设如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的铁律所指出的“组织就意味着寡头统治”、(20)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21)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结构性观点“革命不是制造的，革命是来临的”(22)等等。然而，质性数据收集(如访谈、参与式观察、二手资料的消化以及文献研究等)在新假设生成中的作用却经常被忽视。例如，在其名著《弱者的武器》中，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发展了他对“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葛兰西式假设的批评，并形成了一个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替代性理论。这些研究成果都是斯科特在对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名为赛达卡)进行了两年的田野调查(通过近距离透视和参与)之后总结出来的。正如斯科特多次指明的，该书最主要的概念创新来自对这一村庄的观察和参与。(23)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些关于现实中村民的案例密集性知识(case－intensive knowledge)，斯科特不可能发现那些非公开反抗的农民认识自己的客观利益并为之行为的具体方式。这本书可以说是戴维·科利尔(David Collier)提出的“近距离提取新观点”(extracting new ideas at close range)的最佳例证。(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