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现代右派-左派意识形态系谱是1789年革命之后法国国民议会座次安排的产物。议会主席的右边坐着国王和教会的支持者，左边坐着他们的反对者，反对者们支持制度改革。长久的关于右和左的文化交流区别的讨论，导致的分别是信任和怀疑。回想起来，这种差别定义了超过200多年的党派政治忠诚，且同时吸收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伟大的保守运动和激进运动。但是，在当今选民投票率的降低显示了这种概念化的意识形态差异可能已经过时了。一些人甚至认为在一个政治持续分裂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和党派不相关了。然后，我们认为一旦我们理解了旧的右派-左派之分是关于什么的，我们就将看到它的轴心的90°的旋转导致重新获得原始划分的精神。本文中，我们将采用预防性和主动性作为两极，分别定义新右派和新左派。 一、基于旧的左右派之分重思政治神学 如今，将保守主义者置于右派，将自由主义者置于中间，而将社会主义者置于左派来建立意识形态谱系的做法很普遍。这种模式的结果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形而上学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固定了系谱，两边的两极由集体主义者占据，集体主义者将集体认同置于家庭或种族之上(右派)、或置于阶级、国家之上(左派)。这种默认的解读，虽然在某些细节上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1789年的精神而言是明显不正确的。在最初的国民议会中，正如刚刚提到的，中心由现状占据，划分为两端的要么是社会应该重新将自己奉献给现状的历史根基(在不久前已经腐化)，要么是毅然决然地与过去决裂，寻找一个更加进步的自我合法化感。在本文中，人们将很快看到被称为“保守主义者”将坐在右边，“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将一起坐在左边。 总体而言，自由主义者要求人们以独立的个体面对未来，其综合的决定要体现对社会的总体方向感，按照多数人的规则或占支配地位的市场份额来确定。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者希望人们以明确致力于一个特定方向的一个集合的主体面对未来。因此，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差别一直在变化，就如同选票或价格信号在方向上的改变一样，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差别以一种更规范的方式制度化了，选举失败被整肃行动代替，市场失败被征收代替。换句话说，自由主义者即反现实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是对未来的现实主义者，但是与他们中间偏右派的伙伴不同的是，他们认同这一点：是未来而不是过去为社会合法化提供基础。但是我们也认为，这不是分辨意识形态系谱断点的正确方法。尤其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虑到未来的区分是基于他们对于过去的颇为不同的态度——特别是当结果没有如他们所愿出现的时候。 乍看起来，将1789年的右派-左派划分解读为过去是相对于未来的定位是自然的，但是事实上，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在某一至关重要的方面向过去寻找着人性(特别是人的潜能)的一个合适的表达。然而，在该潜能多大程度上在实际人类历史中被挖掘出来的问题上，他们是不同的。右翼分子相信绝大部分甚至所有的这种潜能都被挖掘出来了，因此长久存活下来的行为模式是值得带进未来的模式。左翼分子认为这种潜能的较小部分被实现，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新的社会安排会提供机会来扭转这种状态而挖掘出人更多的潜能。 右翼分子坚持关于“可能”的理解是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意义上的“可能”，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认为是不可置疑的，直到14世纪约翰·邓斯·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的出现。亚里士多德有效地将可能性与经验主义的或然性等同起来，将其自身转化为“本能”的解释。与之相反，左翼分子们则采用了邓斯·司各脱的更加现代的通过“可能”的“语义学的”定义——那就是，一个逻辑上连贯的但是还未实现的事态。从神学上来讲，在将可能性的意义从经历过转换到可能会实现，邓斯·司各脱有效地将人类从最高级的动物提升到渴望成功的神。在我们的时代，这种观点没有被那些完全保守的宗教思想家忽视，这些思想家提倡一个“新正统的”基督教复兴(如米尔班克)。在本文中，邓斯·司各脱被指责将奥古斯丁神学的两股潮流结合在一起且使其变得激进：(a)上帝(总是)自由的创造任何可以想象出的世界；(b)我们是以上帝的意象和形象创造的。从这些前提出发，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我们有义务探索这些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邓斯·司各脱对“可能性”的激进解读被约翰·威利克夫(John Wycliffe)普及，他通过将《圣经》翻译成英文使得其老师的修正的经院哲学具体化，以此来释放人的潜能。该项工作最终在两个世纪之后获得了皇室的认同，17世纪早期国王詹姆士版本的出版体现了对此的认同。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试验方法分享了这种精神，而他认为试验方法是从自然密码中提取出来的，不然它就将永远被隐藏。反映在培根观点中的大部分都是由怀疑组成的对自然的公开的仇视，考虑到这种世代相传的附加给我们的动物本能的原罪，对此最好的理解是人类在自然中看到了在他们自己身上最需要修正或解释的东西。邓斯·司各脱为培根的远见在语言学上铺平了道路，通过引进一种将上帝的特性(例如，全能、全知、全善)从一个唯一的神用分析法独立出来的表达方式，现在被建议用新科学来治理英国的政治权势。司各脱的语言学创新使人类追求神一样的能力而不必公开的变成上帝成为可能。当然，有神论者不得不考虑一个越来越麻烦并且最终将世俗化的——司各脱主义运动的后果：神的属性与相应人类个体的不同仅仅在于程度而不是本质，这种说法反过来成为“直译主义”的阅读圣经和认为自然可以被当作可解读(典型地用数学方式)密码的书来阅读的两种论断的基础。无论如何，从司各脱开始的从神圣物质中细致但系统地对神圣功能抽离，引发了巨大的后果，波及范围涉及逻辑学，物理学和经济学，导致了基于能量有效交换的价值观，因为人类一直努力接近上帝无中生有的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