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理查德·卡茨(Richard S.Katz)和彼得·梅尔(Peter Mair)提出卡特尔政党以来，西方政治学家对西方政党出现的这一新现象进行持久而热烈的讨论，并以各国政党为案例进行了讨论，推进了卡特尔政党理论的发展。本文从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提出、发展和批评三个方面梳理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评析。 一、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提出 卡特尔政党理论的提出经过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德裔美籍学者奥托·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最早提出政党卡特尔联盟的概念。卡茨和梅尔在对政党发展新趋势的研究中，逐渐发展出卡特尔政党理论。 (一)基希海默尔和阿伦·利吉法特较早关注到西方政党之间的合谋 基希海默尔在分析20世纪50年代西方政党功能转换时，发现政党存在三类政治合谋。 第一类是政党之间形成卡特尔联盟。这种卡特尔联盟试图稳定它们在政府的权力地位。二战结束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分享了国内80%以上的选票。两大政党开始瓜分所有内阁职位，在议会立法上合作。①第二类是国家与政党的卡特尔联盟。政党脱离它们社会基础，与国家合并在一起。传统三权分离消失。②政党与国家的广泛合谋，以及政党与社会联系的中断，表明权力从议会向政党转移。③第三类是政党、国家和利益集团三方势力的卡特尔联盟。政党试图通过它们的相关利益集团而不是它们的意识形态，来寻求选民的忠诚。政党的普通群众遭到忽视。政党日益脱离公民社会。④ 美国政治学家阿伦·利吉法特(Arend Lijphart)也较早发现：长期以来就具有伙伴关系传统的荷兰社会就存在着卡特尔民主。社会精英在20世纪70年代努力在政党体制上“去卡特尔化”。他认为政党之间的合作也不是一种新现象。伙伴民主实际上类似政党卡特尔联盟。⑤ 基希海默尔和利吉法特对政党卡特尔联盟的分析框架，为后来的学者分析政党的变化提供了新思路。 (二)理查德·卡茨和彼得·梅尔在政党研究中提出卡特尔政党理论 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卡茨对西欧政党发展新趋势进行了研究。他发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普通党员对领导人的重要性大大下降。电视已经成为主要的信息来源和党内精英与大众沟通的主要渠道。政党集会、政党的游说、政党的报刊被电视屏幕所取代。国家对政党的资助使政党从资金上与它们的党员相隔离。这些新变化改变了政党的角色，从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变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⑥ 卡茨还专门讨论了普通党员对政党的成本与收益。他指出党员对政党的最大的收益是他们是本党的忠诚选民。当政党选举受挫时，党员构成本党选民的重要储备。党员对政党的另一个收益是政党资源的来源。党员为本党交党费，为党拉选票。不过，即使党员有价值，也不是没有成本。政党除需承担招募的物质成本、组织费用外，党员还会给政党施加其他成本，如向本党提出政策需求和个人需求，寻求政党的帮助，限制政党领导的行动自由等。在欧洲，党员对政党和公民同样失去了影响力，政党的党员人数大大下降，政党不再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渠道，相反成为国家的一部分。⑦ 卡茨和梅尔进一步收集西欧主要政党在1960-1990年区间的党员人数和党员人数占本国选民中的比重(以下简称党员人数比重)的数据。他们发现党员人数总体增长的国家有西德、比利时、瑞典、挪威和意大利。党员人数下降的国家有芬兰、荷兰、奥地利、丹麦、英国。党员人数增长最快的两国——西德和比利时却拥有最低的党员人数比重。党员人数绝对数下降的英国，其党员人数比重也是最低的。 他们认为在过去30年，西欧各国的选民人数大幅度地增长，从而使政党可发展的党员池上涨。从20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选举到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次选举期间，人口结构的变化和选举年龄的降低，导致西欧各国的选民总数增加了30%。在选民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党员人数稳定不变或略有增加，实际上掩盖了党员人数相对下降的趋势。因此，党员人数比重变化更能反映一国党员人数变化的真相。从党员比重来看，在10个西欧国家中，有8个国家的党员人数比重呈下降趋势，只有比利时和西德的党员人数比重例外。党员人数总体上跟不上选民规模显著增长的步伐。各国的党员人数比重平均下降了4.1%。西德的党员人数比重小幅上升了1.7%，比利时的党员人数比重也小幅上升了1.4%。丹麦更是在此期间大幅度下降了14.6%。⑧卡茨和梅尔对西欧10个国家政党的党员人数的考察，所得出的政党党员人数总体上下降的结论为提出卡特尔政党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党员人数以及党员人数比重的下降也成为卡特尔政党的一个重要特征。 他们在研究政党党员人数变化的同时，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政党组织内部也发生了变化：政党内的执政组织已经超越普通党员组织和官僚组织，成为政党最高权力的组织。政党内有三种重要的组成部分：普通党员的组织、执政组织、官僚机构组织。普通党员组织具有规模的特点，它依靠党代会的力量作为最终政策的决策机构。党的执政组织植根于拥有公职党员的组织，它的力量体现在官员拥有者(包括议员)主导议会内外的支持组织。官僚组织的党员主要是政党的职业官员。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