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因《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以下简称《终结》)而名扬国际学界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以下简称《起源》)推出中文版。福山本人也飞到北京为其新书做宣传。尽管出版者和销售者用“巨著”这样的词来描绘该书，但该书在中国知识界并没有引发热烈的反响。 这一结果绝非偶然。《起源》提出的核心命题——良好的政治秩序由国家、法治以及负责任政府三要素构成——在西方知识界也许有一定先进性，但对中国知识界来说，却绝非什么了不起的洞见。这位在冷战走向终结之际因“历史终结论”而成名的学者，只是从西方世界流行一时的盲目乐观中较早醒悟过来，醒得比多数人更早一些而已，可谓“后知后觉者中的先醒者”。 一、从《终结》到《起源》 福山在西方世界曾经是一位“先知先觉者”。1989年，正值苏东阵营岌岌可危，福山在当年夏季号《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论证人类历史结束于自由民主，此后不会有新的替代可能性。此时哪怕是在西方国家的情报界，也很少有人能想到整个苏东阵营会在短短几年内全面崩溃。福山的预言似乎很快应验，西方世界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1992年，福山又将此文扩充为《历史的终结与末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预言书变成办喜事的礼花，一时洛阳纸贵。 然而，如果换一个参照系，福山的“先知先觉”又存在着巨大的盲点。1991年，时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的王绍光发表了一篇题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体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的论文，以尖锐的方式提出了“国家能力”问题。在王绍光看来，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作为支撑的民主社会并不是可欲的。威权政府的国家能力未必强，民主政府的国家能力也未必弱，需要的是民主与强国家能力的某种结合。此时的王绍光尚未对“转型”的政体目标提出质疑。但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王绍光不仅在“国家能力”研究上越来越深，甚至也对“转型”的政体目标本身发生了质疑，认为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之外探索新的民主模式。王绍光在这两个方向上的探索，都对中国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推动王绍光思考的是两方面的经验：一方面，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经验，这场改革一开始采取中央向地方分权的方式，以调动地方积极性，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出现了中央财政拮据因而难以号令地方的局面。《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一文的背景就是关于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汲取能力是否岌岌可危的辩论；另一方面，是苏联解体之后的经历。苏联解体并不仅仅是政体的转换，同时更伴随着国家能力的大幅度弱化，但在大部分原成员国，尤其是俄罗斯，“转型”之后并没有出现大繁荣，反而出现了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社会混乱、腐败盛行的局面。同时代的一些西方学者尽管没有看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探索，但对俄罗斯的转型经验产生了深刻印象。如史蒂芬·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与凯斯·R·桑斯坦(Cass R.Sunstein)这两位美国学者于1999年出版了The Cost of Rights:Why Liberty Depends on Taxes(《权利的代价：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一书，质疑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经典区分，认为所有自由的保护其实都依赖于国家的税收。由此看来，在对“国家”的研究上，20世纪90年代的福山不仅远落后于王绍光，甚至也落后于史蒂芬·霍尔姆斯与凯斯·R·桑斯坦这样的西方“先知先觉者”。 但福山是一个具有较强反思能力的学者。在长期政策咨询实践中，他接触到了许多“失败国家”的例子，而“9·11”袭击背后的恐怖主义根源更引发了他的思考。在出版于2004年的State-Building: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国家构建：21世纪的治理与世界秩序》)一书中，他将国家作为自己的直接研究对象，区分“国家活动的范围”与“国家权力的强度”，并批评在这两个维度之间的混淆。与王绍光相比，这样的区分是“后知后觉”的，但对福山来说，却是其思想创造活动中迈出的重大一步，并且为其写作《起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起源》的雄心与成就 《起源》的基本观点是，良好的治理需要三个因素的结合：国家、法治及负责任政府(民主是问责方式之一，即政府对大多数人负责；但一个贵族或寡头政府也可能存在问责)。《起源》的努力方向是追溯这三个要素的历史起源及其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组合。比如在讨论国家时，福山将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经典例子，认为中国国家的发育远早于西方国家。而在讨论法治与负责任政府时，福山主要以欧洲为例子。伊斯兰世界、印度与日本在福山的体系中也有自己的相应位置。 《起源》的雄心是建构一个关于“政治发展”的理论体系。该书文风明白晓畅，可读性强。作者虽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但用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对许多常见史料进行重新解释，当能让世界史研究者们从中获取许多新的启发。 然而，作者建构的这个理论体系，从很多方面来看，却给人以某种“急就章”的感觉，对之前学术研究成果缺乏较为系统的吸收和批判。试举一例： “统一中国的秦朝做出雄心勃勃的努力，想把中国社会重新整顿为一种原始极权主义国家。这个工程最终失败了，因为国家没有工具或技术来实现这个野心。它没有激励人心的意识形态来为自己辩解，也没有组织一个党派来实现它的愿望，凭借当时的通信技术还无法深入中国社会。它的权力所到之处，它的专制是如此暴虐，以致激起了导致自己迅速灭亡的农民起义……后世的中国政府学会收敛雄心，学会与现有的社会力量并存不悖。在这一方面，它们是专制的，但不是极权的。”(页145) 这段论述是比较笨拙的。福山以所谓“现代极权政体”为参照，审视了秦朝的脆弱之处，但这只是描述了现象，并没有对这些现象进行较为精细的理论解释。引文中所提到的国家的“工具”或“技术”，其实在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发表于1984年的论文“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its Origins,Mechanisms,and Results”(《国家的自主性权力：其起源、机制与结果》)中就已有相当系统的理论化。迈克尔·曼对“专制性权力”(despotic power)与“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作出区分，前者指的是国家精英可以在不必与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range)，是“强加于社会的权力”(power over society)。后者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社会，在其领土范围内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即通过社会获得的权力(power through society)。用这一对概念来分析，秦朝无疑具有强大的“专制能力”，但却缺乏足够的“基础性权力”作为支撑，尽管秦朝的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努力标志着国家“基础性权力”某些方面的惊人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