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8)01-0038-06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时期，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及内容皆有突破性的巨变：知识阶层作为新的社群媒体登上历史舞台；报纸杂志、新式学校等制度性传播媒介数量快速攀升；文化取向危机与新的思想论域逐渐形成。[1](P134)在这个转型时期，西方各种新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影响了大批学者，其中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两大主流思潮，两派的学者进行过多次论战。胡适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积极宣扬其奉行的“自由、民主、容忍、和平渐进改革”的自由主义精神，并推动“好政府主义”现实尝试。然而，胡适对社会主义并非持完全驳斥的态度，而是有着诸多关怀，甚至希望能够吸纳社会主义的某些价值来对国内社会进行改良。 一、实验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胡适被公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先驱者”，其自由主义信仰启蒙于美国留学期间，并作为思想发展的主线贯穿整个学术生涯。胡适奉行自由主义的诸多价值观。其一，自由。胡适坚持密尔式的自由，是“社会所能合法施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2](P1)，提倡“我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在其看来，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就是尊重自由。其二，个人主义。留美多年的胡适深受个人主义的熏陶，推崇易卜生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并在“五四”时期积极宣扬，宣称“真正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并认为“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3](卷5《介绍我自己的思想》，P511)其三，民主。胡适赞同“自由的价值第一位，民主的价值第二位”，自由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从事公共事务”[4](P4)，是作为实现个人主义的工具和手段，其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其四，平等。胡适最初奉行哈耶克等多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人生而平等应是权利意义上、应然意义上的平等，而非实质的平等，并标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作为中国内忧外患时期的思想先驱者，胡适也没有仅仅空谈理论，而是强调社会研究要从每一个具体问题入手，这也是由于胡适深受其恩师杜威的实验主义影响。杜威哲学思想的基本信条是“经验即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5](P184)，胡适深以为然，并补充认为，所有存续的思想、知识、经验以及所谓的圣贤教条、金科玉律，无外乎是帮助将来生活的工具。胡适还在《问题与主义》、《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中指出，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具体的问题着手的。他还相信，单凭一个主义无法打造一个好政府好国家的事业，“一切工具，一切人才，一切学问知识，一切理论主义，一切制度方式，都有供参考采择的作用”[6](卷21《建国问题引论》，P670)。 可见，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忠实拥趸，重学理根据；但实验主义者的立场又决定了他对于“一切工具”接纳的可能性。在胡适的思想逻辑中，像平等、公正这样的社会主义学说都有存在的合理依据，他也认可社会主义成为时代潮流的历史合理性。另外，胡适也相当佩服苏俄范围内的大规模政治试验，究其原因，胡适公开解释道：“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6](卷23《致张慰慈》，P495) 胡适本人在国内也不遗余力地促进政治试验，并将国家社会主义重视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纳入其考量的范围，积极倡导“好政府主义”。1921年8月至10月，胡适先后在安庆、上海、北京等地做了“好政府主义”的演讲，明确提出“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他引申出此种“工具”的三重意义：其一，政府是社会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的工具，凡能做好这点的就是好政府，反之则是坏政府；其二，既然是工具，就有修理的必要，政府是用人做成的工具，所以更须时时对它进行监督和修理；其三，既然是工具，也有修不好之时，当工具有一部分坏掉的时候，就去了这部分，当全部坏掉的时候，就应该换掉它，重新改造一个。由这三点就分别得出了批判政府的标准、人民参政的原理以及革命的原理，胡适一直强调要避免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因此他提出的革命是改良主义的革命。 在“好政府主义”理论原则的指导下，监督、改组修正的政治工具成了胡适活动的重心，1922年5月14日，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王宠惠等16人在《努力周报》共同署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主张旨在具体实施“好政府主义”。1922年9月，王宠惠受命组阁，另两位署名者罗文干、汤尔和也同时入阁，“好人政府”宣告成立。可好景不长，“好人政府”仅存在72天便失败了。 虽然胡适等人的努力最终没有达到预计的目标，但从“好政府主义”的提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发表以及“好人政府”的成立来看，胡适等人是希望建立一个理想中的组织来为社会谋最大多数的福利。实际上，“好政府”是在“恶因种的如此之多”的“今日的时代”，不得不“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时收起”后而出台的一个降格的目标。但即使是降了格的目标，胡适依然对它寄以重望，就算是消极的但毕竟也算是“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7]。对当时置于内忧外患、极端穷苦潦倒的中国来说，唯有建立一支旨在为实现“最大多数的最大福利”的强有力的组织，才有希望将中国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好政府主义”的提出可以看作对当时国家社会主义这一主流思潮的吸纳与呼应，也是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践行实验主义的一次勇敢而宝贵的尝试，是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浓重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