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自由与参与式民主:杜威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

作 者:

作者简介:
郑维伟,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 300191 郑维伟(1979—),男,山东郯城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讲师,博士。

原文出处: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杜威一直关注社会政治问题。面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他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提出了参与式民主的理念。他认为,只有参与式民主才能制衡垄断资本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侵害。他试图以重新阐释经验的方式来为民主政治奠定哲学基础,从而超越古典自由主义在公私领域之间的机械划分。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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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0)06—0011—05

      杜威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本土哲学家。他凭借以物观物的视野,系统地总结了美国人开拓建设的历程,洗刷掉了美国人粗野的市侩形象。他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意识,就是如何使民主深入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之中,成为普遍的公民宗教,使美国与民主成为可以互换的名称[1](pp.13-22)。正是这种独特的爱国情感,以及对大众民主的信仰,杜威系统地批判了古典自由主义,并提出创造性民主作为自由主义民主的替代物。

      一、经验与自由

      古典实用主义以回到原初经验来克服西方哲学近代以来主客二元对立模式。在杜威看来,经验是主体与环境之间相互维持、彼此招致的生存论关系。只有在以物观物的,素朴感、原初感和粗糙感中,才能获得超越主客二元分离的原初视野。

      杜威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自然生命演化的连续性揭示了经验与自然之间相互招致、彼此牵引、相互维持的生存关系。传统二元论或者把经验从自然中剥离出来,成为隔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帷幕,或者被视为偶然的、僵死的东西,否认经验所持有的“高贵而理想的价值”。杜威则延展了经验的范围,经验不仅包括“人们做些什么和遭遇些什么,追求些什么、爱些什么,相信和坚持些什么”[2](p.8),而且也包括他们能经验到的过程①。杜威认为,经验还是通达自然、揭露自然秘密的唯一方法,在彼此牵引招致的关系中,经验得以透入自然,扩大对它的掌握,“经验从四面八方掘进,因而把原来隐藏着的东西发掘了出来”。经验到达自然的内部,它具有了深度,而且它也扩张了“一个无限伸缩性的范围”,因此它也具有了宽度[2](p.3)。

      就经验的内在结构而言,杜威认为原初经验中粗糙、整全和混沌的内容相对于反省的、推演的经验内容具有在先性,两者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招致、彼此牵引的生存关系。从逻辑上讲,二元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不承认原初经验之在先性。经验主义者不满于原初经验的粗糙和纷乱,寻求用确定性的简单事物来安顿心灵,从而抽离了素朴、厚重的生活世界,化为僵死的概念环节或形而上学的虚假安慰。

      通过对经验的重新解释,杜威试图为他所梦想的民主政治提供令人信服的哲学基础,致力于为大众提供一种“哲学人类学”[3](pp.320-366)。以这种原初性的视野,杜威反对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建构自由主义过程中所运用的绝对主义原则,而提出历史主义的原则和实验方法。古典自由主义者以原子化的理性人作为构建社会政治理论的逻辑起点,经由原子化理性人为自身安全和福利而相互达成契约、转让自然权利,建构政治社会。这种干瘪、僵硬的原子人把自由看作自身固有的财富,只需摆脱外在条件的束缚,自由即自我呈现。在哲学上最为要命的是,这种原子化的理性人把人的个性和自由还原为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普遍共通且具终极性的真理。在杜威看来,这种绝对主义的信条是古典自由主义退化为假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

      个体偶然地被抛入世界,成为世内存在者,周遭世界的习俗惯例塑造了个体。人类是合群的动物,凭借传统遗留下的习俗,个体逐渐熟悉社会,成为社会存在。社会与个体乃是相互维持、彼此招致的关系,个体开显世界,使世界成为我的世界,而社会的历史文化条件成为个体无法选择的生存境遇,使个体在历史文化条件下变得厚重、丰硕起来。也就是说,个体借助语言与社会实践在与他人交往② 中熟悉、创造并内在于各种社会关系,个性在道德和社会意义上是生长出来的,而绝不是原子式地先验存在的。

      杜威进一步追问,清除绝对主义遗毒的自由主义社会的命运将会如何,这构成其政治哲学思考的基本问题意识。在杜威看来,拯救之路在于承认并接受历史主义的原则。历史主义把时间概念引入社会政治分析。个人从来就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先验存在,而是在特定的文化条件下被培育出来的具体存在。我们不仅要清除戕害人性的暴虐行为和赤裸裸的压迫,还要积极建立外在的制度框架来促成个人的成长。所以制度习俗与个人并非处于对立的两极。历史主义告诉我们,个人和自由的内容随时代而改变,而古典自由主义则是非历史的,在建构社会政治的过程中完全清除掉了时间因素。

      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自由主义者必须因应时势,制定恰当的社会政策来促进个性的增长和自由的发展。因此,自由主义的中心问题是制定和执行政策中的方法问题,使所采用的手段与由此产生的结果之间完全协调。实验方法主张,把观念和理论看作行动的方法,我们应当根据这些方法在实际的社会状况中产生的效果而对这些方法加以检验和矫正[4](pp.112-116)。换言之,在杜威看来,自由的实现不能单单依靠免于外在强制的消极自由,还要期望个人积极作为,在掌握相关资讯的情况下,利用大众传媒就具体问题决定如何控制和改造现有的状况[5](p.167)。

      二、公私领域的困境

      杜威抛弃了古典自由主义关于个体与社会的机械论。古典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乃是个体的机械组合,个体是目的、本源的,而社会则是手段和派生的。杜威认为,古典自由主义关于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乃是人为制造的问题。这样的个体乃是干瘪僵硬的个体,在个体身上体现不出任何生活世界的厚重感和素朴感,个体被剪灭掉与生活世界的任何联系,缩减为抽象的理性存在。如此构成的社会仅仅是个体的机械聚合,社会的自在性存在于个体之本质中,社会为个体而存在。在杜威看来,个体与社会二元对立不过是形而上学领域中的主客二元对立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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