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提：人、很多人、很多相互联系与交流的“闲人” 美国学者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考察新几内亚的时候，一个当地人问他，为什么是西方征服了新几内亚(以及美洲、澳洲)，而不是反过来？①在这个问题的激发下，他写了《枪炮、细菌与钢铁》一书，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以下简称《枪炮》)。很明显，人类的强大，首先要有人。但是，这不是说随便多少人都可以，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哪怕仅仅是维持，都需要足够多的人才能做到。在《枪炮》一书中，戴氏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②塔斯马尼亚是澳洲南面的一个岛屿。在西方殖民者“发现”它的时候，岛上有4000左右居民，生活极端原始。作为岛民，居然连捕鱼的技术和工具都没有。但是考古发现，这个岛上生活的人本来是有这些技术和工具的(比如鱼钩)。这意味着几千人这样量级的人口，连鱼钩这样简单的技术都无法传承与保持。 那么，这个岛上的古人是怎么拥有这些工具的呢？原来，在最后一次冰河期结束之前，这个岛与人口相对较多的澳洲本土相连，这些工具正是从那里带来的。但是后来冰川融化，海水上升，阻断了这个岛与澳洲本土的联系。岛上剩下的几千人口，连带来的类似鱼钩这么简单的工具，都无法传承与保持，更不用说发展了。我们经常在一些关于未来世界的反乌托邦(dystopia)的电影里面，看到数量只有百千量级的人群，用着车辆和枪炮，乃至更复杂的技术。从塔斯马尼亚土著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灾难性的世界维持了几代，这种描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只会在好莱坞的电影里出现。当今的人类文明，要足够多的人(应该是千万，更可能是上亿的人口)才能维持下去。 但是，如果只是看起来人很多，但是他们之间相互隔绝，那这样的群体还是实质上的小国寡民，无法通过交流和传播，以及交往中的竞争进一步发展其文明(需要说明一点，本文中使用的“进步”“发展”都是中性词，指的是事物脱离本来的、“自然”的状态，而变得复杂起来。至于这种复杂对人类是好是坏，本文并不涉及)。并且，这些人要从生存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要成为“闲人”。这两个要求(交流与悠闲)，通过城市的出现得以满足。这是因为与狩猎—采集的群落和农耕的村落比起来，城市的设立意味着有糊口之外的多余的财富，使得一部分人从早期人类近乎动物性的生存活动中解放出来，并且人群比较集中，交流便利。这些条件是人类文明取得重大发展成就的前提。辉煌的建筑、诗歌与文学、科技进步、军事发展等等，往往都与大型城市相关。或者说一个发达的文明，其代表往往是在它的大型城市里的，而不是在它的乡村，或者在它的草原部落(如果它包含草原地带的话)。人类的农业与游牧生活，直到近两百年的工业化社会，改变并不显著。当然，人类最早城市出现的前提，恰恰是脱离了狩猎—采集生活后农业的发展，生产有了剩余。也就是说，虽然农业和农村不是文明发达的代表，但却是人类文明大幅度发展的重要基础。不过，农业几乎在所有地区的人类文明里面都独立或者在其他文明启发下发展了起来，为各地域的人类所共有，而不像我在下一节讨论对人类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四大发明”，只在某些地域才出现。 对早期人类来讲，群体之间的交流要靠脚，要靠人自身的迁徙。就人类物种(以及其他生物，包括细菌)的扩散来讲，类似的纬度、气候、环境会提供相对方便的条件。在这一点上，欧亚大陆比起其他大陆来讲，得天独厚，因为欧亚大陆(包括非洲的北端)，有着最长的一条方便的传播带，即从现在的欧洲的大部分、非洲北部、两河流域、伊朗、中亚，一直到今天中国北方的温带区域。人类的发明可以通过这条传播带相对迅速地传播、竞争、发展，从而有益于欧亚大陆的文明进步。甚至疾病，也因为可以比较方便地随着这条传播带传播，让细菌得以进化，导致了各种流行病病菌的出现。在付出各种瘟疫流行下大量人口死亡的惨重代价后，欧亚人带有了很多自己已经免疫，但对这个传播带之外的人群却是致命的细菌。美洲土著，其实大多数是被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细菌，而不是枪炮杀死的。这也是在谈论为什么是欧亚文明征服了美洲和大洋洲文明的《枪炮》一书的题目里面，有“细菌”这个词的原因。 除了拥有纬度和环境方面最长的传播带这一优势之外，欧亚大陆的另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是欧亚大草原。它从当今的匈牙利一直到蒙古和中国的东北，是一条相对平坦的大通道。生活于其上的游牧民族，成了欧亚之间技术交流的重要载体。当然，这种联系，需要一个重要的代步工具，也就是马。马虽然原产于美洲，但是它最早被驯化，发生在欧亚大草原上。这里我们也要看到人类文明发展，除了依赖地理环境这样的偶然因素之外，还要依赖其他不受人控制的偶然因素。人类发源于非洲，但是非洲没有适合驯化为人类长途代步工具的动物。有人马上会说，非洲有斑马，斑马看着跟马挺像的。但是戴蒙德在《枪炮》一书中指出，③它和马的祖先其实非常不同，难以驯化。更有意思的是，如戴蒙德指出的，澳洲和美洲本来有可以被驯化为代步工具和农业工具的大型动物。特别是马，它本来是发源于美洲的。但是，迁徙到那里的人类，已经有了旧大陆带来的狩猎的技术，还没有驯化的技术。结果这些动物在可能被驯化之前，就被外来的人群杀光了。 除了这些大环境因素之外，人类文明进展，还需要“小”环境因素——“小”只是与前面的环境因素比较而言。中国考古学者许宏在《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中引用美国学者卡内罗(Robert Leonard Carneiro)的一篇文章(“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的观点指出，④早期国家起源，往往出现在宜居宜农但环境受限，即“被山峦、海洋或沙漠等所隔离”的区域里面。这个受限的农业群体在人口扩张中发生冲突，但又无处可逃，慢慢走向了复杂的政治实体，即权力集中的国家。两河流域以及人类政治发展的另一重要地区尼罗河流域即是如此，早期中国的中原文明亦然。当然，这是在农业已经发展、人类定居的基础上。在许宏教授的另一部著作《最早的中国》里面，他进一步指出，最早的中国之诞生地二里头，恰恰处于不同的农业、农业与畜牧业、不同的器物文化、不同的地理环境的交汇处。⑤这种交汇，是前面提到的人类文明跃迁的前提之交流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域的表现。这种交汇为一个地域性文明的出现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