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4.3；D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460X(2022)01-0148-07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是政治活动的关键行动者，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本文试图考察的问题是：目前正在发生的新科技革命对西方的选举政治、政党组织结构以及政党意识形态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首先概括了新科技革命的三个阶段性特征，然后，重点考察这三个阶段性特征对西方的选举政治、政党组织结构和政党意识形态的系统性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目前正在西方出现的算法政治和政治极化等现象，最后分析这些现象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启示。 一、新科技革命的三个阶段性特征 目前，新科技革命正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交叉口上。第三次工业革命被称为信息革命，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计算机阶段，指20世纪中期之后计算机的发展。在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计算机对信息进行处理。电子计算机的逻辑初判、信息存储、处理、选择、记忆等功能，使社会生产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1]。二是互联网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互联网世界开始形成。通过互联网的连接，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互更加频繁，同时也形成网络化的新形态，但这时的网络化仍然是以人为中心的，并且连接的数量有限。三是移动互联网阶段。当信息技术发展到3G和4G之后，移动互联网得到快速发展。互联网变得更加动态，这主要是以手机为载体实现的。以人为中心的交流互联正在逐渐地向万物互联转化，即物联网的兴起。同时，互联网的重心也逐渐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2]。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智能革命，以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为重要依托。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密切相关。当下我们讨论的人工智能仍然更多是数据驱动的智能。换言之，目前的人工智能更多是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之上。正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大量的传感器和数据采集设备可以实时地获取海量数据。在海量数据的基础之上，人工智能得到快速发展。目前新科技革命仍然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门槛上[3]。 以上描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本技术特征。将这些技术特征与政党政治结合起来考虑，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阶段性特征： 第一，计算机化阶段。这里的计算机化主要是指在信息革命初期时的初级信息化或者说是以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化。这样的计算机化在二战之后就陆续展开。例如，IBM公司早期通过大型计算机进行人口普查，同时这样的技术也陆续地被运用到与西方政党相关的选举技术之中。 第二，网络化阶段。计算机化与网络化的区别在于，计算机化反映的是一种计算过程，其目的是运用计算机对物理世界中的信息进行采集并进行更加精准的计算，而网络化则是建立在通信技术之上的连接过程，其目的是将物理世界中的个体连接起来。在网络状态下，每个个体都可能成为施动者和受动者，每个行动者都可能成为行动的中心，且都具有独立人格。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连接的行动者主要是作为个体的人。在移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个体的内涵扩展到物，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万物互联的物联网。 第三，智能化阶段。人工智能的发展从技术特征上分为三次浪潮。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次浪潮是从达特茅斯会议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4]。达特茅斯会议确定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框架，之后人工智能的发展以数理逻辑为基础，更多地表现为符号主义。这时人工智能的主要工作集中在数学定理的证明等方面。之所以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面临发展停滞，是因为这样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学术领域，对产业和实践的发展贡献有限。因此，当美国的实务部门提出诸如机器翻译等具体需求时，人工智能的技术专家并不能给予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因此人工智能面临技术发展的寒冬。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世纪末。这一次的发展与日美的战略竞争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日本由于在半导体领域的大量投入而使其技术发展的信心得到很大提升。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提出了发展第五代计算机的战略构想。第五代计算机就是当前我们所讲的人工智能计算机。美国受到日本的反向激励，在这一领域也大量投入资源。在这一时期，联结主义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理论流派。神经网络等关键技术在这一时期也被提出，然而，由于当时数据量的限制，这些技术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相关的理论储备已经形成。第三次浪潮是在2006年之后，谷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谷歌从最初的搜索业务入手，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其技术能力在机器翻译、流感预测等领域集中展现出来。谷歌收购的Deepmind团队研发的AlphaGo在对战李世石和柯洁之后，人工智能逐渐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5]。可见，人工智能全面地进入公众视野，与谷歌有较大的关系。 二、新科技革命与西方选举政治 新科技革命对选举政治产生了不同影响。这一部分将围绕新科技革命的三个阶段性特征对西方选举政治的影响展开讨论。 第一，西方选举政治中的计算机化。从20世纪中叶开始，计算机相关的技术就大量地被运用在西方选举政治之中，特别是在美国。美国的选举政治与欧洲大为不同。在欧洲传统意义上，选举政治是以政党为中心的，即政党在选举动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欧洲政党也逐渐发展出群众型政党特征，即拥有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和相对完整的政党组织架构[6]，然而，美国却明显不同。美国的选举政治是以候选人为中心的，而政党更多是一个选举标签[7]。在这样的背景下，候选人要赢得选举便会更多地依赖选举技术，因此在计算机化的政党建设上，美国有更多经验。这也是在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中定量研究占主导的重要原因。在美国，选举是一个重要产业。伴随候选人在选举中的投入越来越多，运用计算机技术对选举结果进行预测就会变得至关重要。在政党研究中，这一观点被称为美国的例外主义[8]。美国在选举政治中对信息技术的大量应用以及实践的成功，使得欧洲政党也开始逐步学习这类特征。例如，英国布莱尔的当选、德国施罗德的当选都学习了美国充分利用信息化的特征[9]。
